金一南：古田会议精神是从哪里来的（3）

当时，中央的报告分析指出，本来是贫农的，一旦选为苏维埃执委，就千方百计去找件长衫和马褂穿起来，要当地主，要当富人。这种思想行为与革命的观念与目标相去甚远。毛泽东描述当时的队伍说，“他们是‘流寇主义’的游击政策。他们忙的不是建设政权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红旗到处乱跑”。这就是红军初期的真实情况。

在这样一支队伍中，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可能导致中国共产党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出现农民意识影响到党的组织路线，导致发生“尾巴主义”的危险。当时，中央已提出过这方面的警告。

周恩来在他起草的中央“八月来信”里讲：“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富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应该说，周恩来的观点是很尖锐的。

后来曾流传这样一件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打土豪”时把一个猪贩子的猪全没收了，可那个猪贩子并不是土豪。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大骂毛泽覃，还打了毛泽覃一耳光。毛泽覃当时急了，说：“你打我，你以什么身份打我?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后来，在朱、毛之争中，很多人拿这个事情反对毛泽东，批判毛泽东专断、专权。

可以想见，当时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内心有多着急!要改造这样一支农民队伍，极其艰难。不是大多数人在做少数人的工作，而是毛泽东等几个先进分子艰难地在做大多数人的工作。大多数人都这样，要全部改造过来，谈何容易!

红四军出现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和军阀主义残余等，大多数与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有密切关系。面对着踊跃参加革命的广大农民和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我之所以作了上述大量铺垫，其实就是想说，古田会议绝不单单是“朱、毛之争”“前委、军委之争”，或是某几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意气之争，它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这支军队的指导思想和前进方向的较量。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也是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能否走得下去的关键。所以说，在当时无法吸收广大工人来改变红军成分结构的情况下，如何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难题，就历史性地落在了古田会议“肩上”。

锻造一支新型军队，这是古田会议最大的意义所在。这支新型军队能不能锻造出来?毛泽东在争什么?毛泽东自己讲，“不为个人争兵权，要为党争兵权，否则无法完成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改造的使命，最终会被大多数人改造你”。毛泽东当时干的就是这件事，在今天看来，是件惊天动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