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马局长开证明 “公函求情”何时止？（2）

为落马局长开证明求情或有隐情

国税局本应只管税收方面的事情，但凤阳县国税局竟然“跨界”管到了法院，不仅给几位落马的国税局官员开出了“优秀证明”，还特意加注“请从轻判决”。这姿态，既像是在“求情”，又像是在给法院“下任务”。此事一经媒体公开，就折腾得该国税局领导十分尴尬，只能面红耳赤地辩称是为了显得“有人情味”。

岂不知，这个“人情”其实是错位的“人情”。正如网友所说，对贪官的同情，就是对清官的侮辱。凤阳县国税局给落马腐败局长们开“求情证明”，这传递出了一种怎样的价值观？

凤阳县国税局开具“求情证明”，属于政府部门行为，国税局的“勺子”插到法院的“锅里”乱搅一通，当然容易“变味”，至少也会扰乱法院依法办案。“求情证明”折射了该国税部门领导法制意识薄弱、法治素质不高。权力插手法院判决，与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是格格不入。

凤阳县国税局的“求情证明”，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一些地方司法部门已经被各种权力“包围”，造成司法只是名义上的独立。这也反映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先保护司法独立，然后才有司法公平。

另外值得追问的是，由单位出面“求情”袒护贪官，是不是对法院判决不信任，抑或是另有“隐情”，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正如网民怀疑的那样，从落马贪官“受刑”国税局长“护疼”看，里面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保护落马局长是不是保护自己？当地有关部门对此必须“擦亮眼睛”，有必要跟进调查，如果违纪违法，当严厉问责、问罪到底。

单位证明是如何沦为一纸求情函的

又见求情函！不过，与此前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曾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以及太原晋源区政府向省市两级法院发公函“恳请慎重量刑”所不同，这一次的求情函，一开始说是“因检方曾指控两人涉嫌渎职，因此，请求凤阳县国税局开证明说明两人平常工作情况”，如果是因为要维护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单位开具证明倒也无妨。

但是，在随后的采访中，当地国税局局长又称主要是“不想让家属觉得单位没有人情味，让他们心寒”，于是问题便来了，这份证明函到底是出于司法公正的需要，还是仅仅是为了“人情味”呢？更进一步讲，这样的一份连自己都认为是“想法可能过于简单了”单位证明就真的体现了“人情味”了吗？明知道“即便开了证明，也不可能影响到法院判决”，再者说，如果主要是为了“人情味”，又如何让人相信证明的真实性呢？

再回到前一个问题，即便是基于司法公正的需要，作为国税局开出的证明函又是否合适呢？根据媒体的报道，是因为检方控告两人涉嫌渎职，于是便开了“平时表现优秀”的证明。而根据渎职罪的最新司法解释，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损害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致使国家与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回到整个案情来看，虽然无从知道他们具体犯了哪些事，但从法院的判决书来看，徇私舞弊，贪污受贿应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再由此对照渎职罪的司法解释，司法机关控告其涉嫌渎职，并无不妥。

问题于是又来了，作为他们曾经供职的国税局，又何以能开出证明以澄清他们无渎职的嫌疑呢？更大的惊奇是，记者了解到，法院最终依据相关证据，对两人渎职的指控没有认定。无从知道这里的“相关证据”到底是什么？渎职之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于此看来，原本或是出于维护司法公正或是基于人情味的证明，就真的成了一封有明显效果的“求情函”了。这或许可以因此改变判决结果，但更明显的效果是对法律公信力的戕害。

单位证明是如何沦为一纸求情函的？从事情的整个过程来看，恐怕不仅仅是在于这份单位证明的给力，更在于司法公正的脆弱以及相关部门在法治认知上的缺陷。当依法治国成为国家治理纲要之时，求情函的屡屡发生，无论是因于维稳所需，或是人情味，抑或是所谓的维护司法公正，都实在是不小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