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祭”时我们应该想些什么

这是一个亟待拷问一百遍的重大问题。毫无疑问，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4年2月7日表决，宣布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时，南京的赵龙先生是最激动的一位，因为他是十年前第一个正式向国家立法机构提交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作为国家公祭日提案的人。2005年，在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首次提出此动议，并获得许多“两会”代表和委员的支持与赞同，由此形成了由48位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在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遗址举行公祭活动，并以法律或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使世界永不忘记，让国人永世铭记”，提案如此明确其意义。

十年后，这一提案终被采纳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实在令人感叹！我们怎能忘却77年前的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在这之前的三个月里，日军与中国军队在黄浦江畔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有名的“淞沪战役”。在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战亡25万余人，日军战亡8万余人，此役激烈异常，最后以日本军队取胜告终。“淞沪战役”之后的一个月，日军乘胜前进，分三路攻向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进入南京城。进城的日军，以其占领者的优越感，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残暴地屠杀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达30余万人，在中国人心头和中华民族史上留下了一段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痛……

竟然没有人全面写过南京大屠杀公祭，我们早该这样做了

3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科学这样告诉我：一个正常成年人的血液大约为4800毫升。30万人的血液，应该约有1500吨！如果用10吨的车装运这些血，则需要150辆车。150辆车组成的车队，可谓浩浩荡荡，见首不见尾。如果将1500吨的血，注入一根小管子内让其自然流淌，则需要数月时间方能流尽，流经的长度可以延绵几百公里。科学还这样告诉我：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为15000Hz。30万人若同时发出绝命的怒嚎，则产生的巨大震撼力超过八级地震，能将20层高的摩天大楼推倒……

呵，我苦难的30万同胞，当年你们就是这样被一群野蛮的异国侵略者断头割喉、百般蹂躏甚至首体分离而亡……这是多么悲惨而残暴的一幕！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到今天，已经整整77年。77年后的2014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一项决定：将每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在南京大屠杀之日，确立为“国家公祭日”。这个“国家公祭日”来得好晚，但它毕竟来了。也许如果不是今天的日本右翼执政者一次次挑战中国，变本加厉地不断伤害我国人民感情，我们可能仍然不会为被侵略者屠杀的30万同胞举行如此特殊的仪式。

我们健忘的民族、宽容的祖国，也许不会让我来写这样一部作品———事实上虽然我也早早地知道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但一直认为早已有人写过这样的作品了。“没有，绝对没有人全面写过。我向你保证！”对我说这话的人叫朱成山，他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著名的日军侵华史研究专家。朱成山的另一个身份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出的几十本书中，多数是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文章和随笔散文。

为了印证朱成山的话，我认真地搜索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书籍，结果令我大吃一惊：77年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书数以百计，资料性的研究成果堆积成山，但全面记述当年这场世界性灾难事件的作品，有影响的只有两部：一部是25年前原南京军区的作家徐志耕写的，一部是华裔美籍女记者张纯如写的。前者的贡献是：作者亲自走访了一批战争幸存者，那些幸存者的口述十分可贵；后者则以外籍记者的身份，收集和整理出了不少国外对当年南京大屠杀报道的资料，而张纯如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拉贝日记》……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或由于视角单一，或因为资料有限，尚不能全方位、大视角地深刻揭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全景。尤其让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心目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概念，似乎基本还停留在《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等电影故事上，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中国作家，我决意沿着数十年来始终如一地刻苦研究日本侵华史的专家、中外作家以及日本退役老兵、民间人士所走过的足印，去重新回眸那段震惊人类历史的悲惨时光，去抚摸那些早已沉默在天国的亡灵……可是，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落满尘埃的历史档案和苦难记忆时，却又被一个个意外的发现而深深地刺痛了心———我发现：在77年前，日本侵略军在刚刚屠杀完数十万同胞、将美丽古都变成废墟后，还厚颜无耻地做了一件事———为他们在攻打南京时阵亡的千余名官兵举行了一个声势颇为浩大的“公祭”！ 这一天是1937年12月18日，也就是日军进入南京城的第6天。

日军的“公祭”是在南京机场举行的，有一万多名日军将士参加。关于这一“公祭”活动，在侵华日军的将士“日记”和“回忆录”中还能找到相关记载。如刽子手佐佐木到一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今天寒风凌厉，似乎要下雪。全场精锐的陆海军官兵肃立无言。面对已阵亡的战友之灵，献上虔诚的祈祷。陆海两军最高指挥官悲怆的祭文，震撼着官兵的肺腑，满场静寂无声。我等全体军人随着军司令官的参拜而敬礼。奏起《国魂曲》。 二战甲级战犯、南京大屠杀头号刽子手、侵华日军华中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竟然还在这“公祭日”当天赋诗两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紫金陵在否幽魂，来去妖氛野色昏。

径会沙场感慨切，低徊驻马中山门。

这就是日本人，作为一群加害于他国30万人的侵略者，竟如此本末倒置、颠倒黑白地搞了这样一场“公祭”。然而无比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基本上无人知晓此事。但日本人确确实实做了这样一次有模有样的“公祭”，似乎他们才是悲剧的主角和受害者。许多当年参加这场“公祭”的日本官兵“记忆犹深”，甚至对松井石根司令长官当时宣读的“祭文”内容也能倒背如流……这就是日本。我还发现一件事，据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大阪朝日新闻》披露：在日军占领我首都南京的当天，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声称是因为中国不理解“日本国坚持不扩大解决方针”，“低估了日本军队的实力，也低估了今日日本的实力”，“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由于中国“以排日为前提”，鼓动“民族主义”，所以才“招致了毕千功于一溃的地步”，造成悲剧的“全部责任”应由中国承担。这就是日本。一个在处理邻国关系问题上，经常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国家。

我还发现一件更重要的事———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批准押至南京军事法庭遭审判的南京大屠杀刽子手、原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的谷寿夫，在南京被枪决后，日本国内及他的追随者从来就没有认识其罪，相反始终将其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而记忆着。在1964年由下野一霍中将编撰、东京情报社出版的《南京作战之相———熊本第六师团战记》一书中，对战犯谷寿夫如此评价道：“将军戎马四十余载，尽心尽职忠诚于君主国家，乃至以死奉公。”“虽为国尽力，一旦战败，其战绩即成敌国民之恨，冤罪之下，牺牲在曾指挥过最光辉战斗的雨花台之下。”“其高尚的武德和崇高的军人精神，是真正的军人之楷模，受到所有世人发自内心之敬仰。吾等部下将士在扼腕痛惜其伟大的殉职之时，对其忠勇义烈致以由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