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给穿防弹衣举报者一件“制度防弹衣”

杨斐，33岁，湖南新邵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纪检委员。9月20日，网络出现关于他所在的监督站违法违纪的举报材料，杨斐在网上实名跟帖。11月12日，他接到匿名恐吓电话，于是把买了十年的防弹衣穿在身上。12月1日，他实名举报新邵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自己的领导谢某。12月15日午，记者从新邵县纪委了解到，关于杨斐实名举报谢某的案件，县纪委正在办理之中，对谢某的违纪问题，县纪委已立案调查。（12月16日《新京报》）

举报有风险，举时需谨慎。这不仅是公众的一种生活体验，也早已为现实所佐证——廉政学者何增科提供的一组数据触目惊心，改革开放30年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里，有9个遭到打击报复；连反腐名人都如此，普通举报者就更不用说了。这一次，湖南新邵的这名纪检委员杨斐，其实名举报也好，穿防弹衣上班也罢，都是无奈之举，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被逼得不行了”。可以说，杨斐当前的处境，不过是举报者逼仄权利的一种诠释罢了。

这样的现实，的确很沉重。对杨斐而言，他不过是万千举报者中的一员，他如今的遭遇，也是万千举报者的遭遇。他们的生活，提心吊胆；他们的家人，心惊胆战……为何，只因为公众的监督权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保护举报人的制度没有足够完善。于是，本是行驶正当权利的公民，却要背负着难以想象的压力。这样的现实，也形成了另一种不良氛围，即在官场里，官侩式的老好人无处不在，但很显然，官场不需要好人主义，只需要为民办事者。

或许，最大的悲剧还不是举报人权利的逼仄，而是正义的可望而不可即。每一次，举报人遭遇打击报复的新闻一出，都会激起汹涌的民意，而每一次，类似的事件，大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始于热闹终于寂静”，最终不了了之。这样的传播轨迹，无疑是一种“恶性循环”。这意味着，不仅相关事件的正义无法抵达，连举报者最起码的权益保障，也无法照进现实。这样的现状，无疑是需要改变的，不然，良性的社会秩序便无法营造。

就此来说，终结类似的恶性循环，理应提上议程。此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如在德国，其在《刑事诉讼法典》里就规定：证人可不对个人情况作出回答，确定其身份的文件要存放在检察院保管；比如美国“水门事件”中的线人，在2005年当事人自己说出真相前，一直就是谜；再如我国香港地区，便实行严格的“单线联系”制度，几乎没有举报者因资料外泄遭到打击报复。这些经验，都是值得借鉴的。毕竟，保护好举报者，才能呵护好正义。

众所皆知，我们眼下仍无专门的举报人保护法，有关举报人保护的规定，散见于《刑法》、《刑诉法》等法律中。不过，这些法规大多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很好地保护举报人。可喜的是，如今这有改观的迹象，今年10月27日，记者了解到，最高检印发了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首次明确了举报人享有的具体权利，包括申请回避、申诉复议、请求保护、获得最高50万元奖励等。这是良好的开端，更期待这从法规上升为法律，提高刚性执行力。

简而言之，对穿防弹衣的举报者而言，除了需要赢来必要的公平与公正外，其最需要的，仍然是一件“制度防弹衣”，其才不用穿防弹衣上班。也唯有如此，举报者才能心安，也才敢放心举报，而公众的监督权，也才能更好地发挥。我们期待这样的梦想，能尽快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