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长动力,现在几乎都在强调扩大内需,这是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GDP构成上直接推出来的,是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短期分析为基础的。然而在增长理论中,根本就没有内需的位置,只有经济体的潜在生产能力。而且从发展经济学理论看,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国家,一半的人口在农村,即便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低端的大部分人口的消费能力也有限,远没有达到罗斯托所说的“群体大规模消费阶段”,不能指望以内需拉动生产。
新常态是一种新的均衡状态,它是长期的;我们对它的观察与分析也应该是长期的。当我们说目前中国经济是“三期叠加”时,虽然着眼于长期,但实际上还是一种短期分析。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转向增长理论分析,是从短期分析转向长期分析;而从增长理论分析转向发展经济学分析,则是从外在的表象深入到内在的本质。
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真的进入新常态,那么,这个常态会持续多长时间?如果时间太长了,这种常态可能就要用另一个名词代替——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就是一种均衡状态,它也是一种常态,只不过是负面的。中国经济已经或即将进入的这个新常态会不会是中等陷阱?如果不是,区别在哪里?如果是,如何避免前进道路上可能存在的这个“新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涵义是,把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成功晋级为中等收入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战略,难以继续支撑该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跨向高收入。从世界银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阐述看,它的思维取向是发展的,而不是增长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逐渐形成一种倾向,把这个概念从深层的发展层面拉回到表浅的增长层面。为了争论,人们首先界定什么是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是用绝对标准还是相对标准;然后,根据中等收入人均GDP与高收入人均GDP之间的差距,推算增长速度与时间。结果,把这个问题简化为小学算术中距离、速度与时间三者关系的追及问题:给定距离和增长率(速度),计算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赶上高收入国家所需要的时间;给定距离和时间,计算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应有速度(增长率)。沿着这种分析思路,中等收入陷阱自然就被看做是经济增长速度过低的问题。然而,增长放缓是经济增长保持一定快速发展阶段以后必然出现的现象,因此许多学者干脆质疑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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