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18）

直到晚年，毛泽东都没有忽视从劳动实践中培养干部并严格用“五条标准”考察、要求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干部。197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江青谈她到农村“学了割麦子，晒麦子，访了许多农户”的来信中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看到江青工作中的无章法和乱来，11月12日，毛泽东嘱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975年1月下旬，毛泽东告诉王海容对江青的担心：“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当月毛泽东又当面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4月23日，毛泽东将对江青的批评提交政治讨论，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5月3日，毛泽东主持——这是最后一次主持——召开政治会议，会上再次批评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并重复1月批评江青的话：“要不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江青唯我一贯正确的作风使毛泽东想到因其“左”倾错误险些毁灭中国革命的王明，会上他提出三十年代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 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那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除了教育制度改革之外，在政治上，毛泽东尝试着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政治运动培养一些新干部。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常委扩大会议，乐观地说：“接班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6月16日，毛泽东在途经南昌的专列上告诉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说，他搞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6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专列上谈话时告诉江西负责同志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7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但同时他也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1967年初，“文革”进入全面“夺权”的高潮，2月5日，上海市中32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夺得上海领导权后，即筹划建立新领导机构，并声称：“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上海夺权的完成。”毛泽东看到这些刚开始执政就闹笑话的“左派”们的这些表现，大失所望。2月6日，他对“文革小组”痛心地说：“你们毫无政治经验，也没有工人农民斗争经验，更没有军队斗争经验，只是在文艺方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们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2月10日，毛泽东再次批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2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在。在谈到“上海人民公社”一事时，毛泽东说：“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考虑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6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锡兰共产党领导同志时说：“中国现在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现在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变化。”7月13日，他对林彪、周恩来等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8月16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同志说：“我们的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急。”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要求社会上“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

一旦国家进入治理，造反起来的青年干部就显出经验不足的缺点，作为补救措施，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老干部领导工作问题。

1967年5月，毛泽东会见外国军事代表团时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6月25日，周恩来同上海干部群众代表座谈时向他们转述了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当年8月中旬，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取党委大权。8月16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朋友在谈到这件事时说：“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7月14日，毛泽东在听取河北情况汇报时说“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在周恩来准备返京时对他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并举了邓小平、乌兰夫、贺龙等人的名字。9月16日，毛泽东在去往杭州的专列上同杨成武等同志谈话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邓小平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在瑞金时，张闻天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遵义会议没有他们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1968年8月8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毛泽东说：“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九大前夕（1969年1月）毛泽东在读到的一封希望江青应为政治局常委并希望她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信上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1973年11月，江青要求她本人和姚文元增补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批示：“增补常委，不要。”1974年1月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时说：“江青没有多少学问，又捞了一个左派的名声，我看也不大好。”

毛泽东这样的批评也不仅仅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干部，对老干部及其子弟也是一样。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同日，毛泽东致信张闻天：“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太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1967年4月，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去。”5月28日，毛泽东审阅《要事汇编》登载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一文。写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对江青等——同样也包括在此前后对邓小平等一些老同志——的批评尽管话重，但还是出于同志间的帮助之心，更多地出于爱护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摆脱知识分子固有的脱离实际的毛病、更好地成长，成为能为中国未来担当大业的“老练的政治家”，团结绝大多数党内外同志一道将共产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写：“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汇报中提到汪东兴在会上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毛泽东在晚年多次劝阻一些不成熟的同志担任要职，更多地是出于爱护、保护的目的；与此同时，毛泽东逐步将曾受过冲击的老帅们推到前台担当大任，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5年底至1976年初，毛泽东告诫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助手”即苏联青年团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间成为党的“掘墓人”的教训说明毛泽东的担忧不无道理。1989年在苏共遇到最危险的时刻，已有两千多万团员的苏联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似从人间蒸发，悄然无声，以至迄今让人难以记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议的不是苏共的反对派，而是从共青团区委第一书记起步进入苏联政治舞台中心的戈尔巴乔夫。斯大林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1967年6月26日，毛泽东批评说：“现在有的人年轻，造反精神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历史。”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来京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时，谈到林彪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同意将它印发大军区和省委常委并评价说：“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深若芸、唐闻生等谈日益走近的中美关系时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对在座的青年同志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你们这些娃娃，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毛泽东的这些话对于今天一些在改革中成长起来——不管他是左翼还是右翼——的“娃娃”们，也是有教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