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8）

1946年，国共双方在东北地区陷入胶着，大战在即，毛泽东开始考虑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后的军事布局。6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报，指出“全局破裂后，请你们考虑下列方案：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十几个县城，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攻取徐州、蚌埠间若干县城，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只要占领开封、徐州间及徐州、蚌埠间主要铁路线及上述各县城之半数左右，即为有利。中原部队突围向河南出动，其任务为钳制河南之敌。华中部队粟谭主力对付江北之敌”“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陈毅等电报，再次强调：“敌愈向北攻，敌后必愈空虚，愈有利于坚持游击战争。派部队派干部恢复淮南、淮北工作必须立即进行。”

挺军大别山，在大别山预置“冷子”，只是外线问题内线解决方法成功运用的最精彩的范本。

我们知道，在宜昌至南京的长江一线有两个南下后北折而上勾划出的三角地带。第一个即西面的三角地带是宜昌南下至岳阳北折至武汉段，第二个即东面的三角地带是由武汉南下经九江北折至南京段。比较而言，后者因其东线可直逼江浙富源地域而具有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意义，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间的大别山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往往有着一两拔千斤的作用。从江北论，控制西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是襄阳，而控制东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就是大别山。比较二者，后者则比前者更具调动全局的意义。

大别山位于中国安徽、湖北、河南的交界处，西接桐柏山，东延为霍山，东西绵延约380公里，南北宽约175公里。西段呈西北—东南走向，东段呈东北—西南走向，一般海拔500～800米，山地主要部分海拔1 500米左右，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其地形险峻且直逼长江中段：西制黄冈可扼武汉东出，东取安庆可威逼南京。然其孤悬于江淮平原，北兵驻入，若无后继，其势难久，故而风险极大，用兵此地，非高手不可为；若善用此地，据此则会对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造成绝大的震动。1947年8月，为了打破蒋介石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将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一反传统的“王濬楼船下益州”即顺江而下的方式，以攻为守，果断采取“无后方外线行动”，千里大跃进攻势，派刘邓率军从民权至商丘和虞城地区分三路越过陇海路，分别向大别山疾进。这不仅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湖北重镇武汉造成绝大的震动，而且还为不久到来的淮海战役预埋了与之呼应的“冷子”。此棋似险，却力重千钧，毛泽东由此造成全国战场形势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绝大转变。

毛泽东熟知自古欲取长江者必得徐州，取徐州者必得淮甸，淮甸之要在襄阳。襄阳与淮甸以桐柏山为中线互为里表，控制桐柏山，尤其是控制其中的武胜关是控制淮甸流域的关键；淮甸与长江唇亡齿寒；淮甸失则长江不保。

1946年国共大战在即，3月4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军事小组飞抵延安，在与毛泽东交谈中，张治中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毛泽东的回答绵里藏针，充满地缘政治的暗喻。谁都知道，淮阴位于江苏省中北部，江淮平原东部，北距连云港市130公里，东南距盐城100公里，西南距江苏省会南京市180公里，是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点，扼水陆交通之要冲，自古乃兵家重地。从淮阴进南京，那是从国民党手中取天下，而现在若从延安入住南京，那只能在那里寄人篱下地陪坐天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如果读过三年后毛泽东写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就会知道，选择后者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

在做了上述地缘政治关键地域的力量准备后，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在接见四野军师以上干部时传达了志在必得的信心，他说：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历史上真正能对中国大西南安全产生重大压力的方向——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屏护及中国在几乎陡直的山地中所处的居高临下的地势——较少地来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来自东北亚。比如清兵入关、日本从东北入侵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及其相关通道的战略需求陡升。历史上，东北亚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导到北京中枢，北京动则全局动，全局动则西南重。所以毛泽东当时特别看重明成祖把国都立在北京的经验，说他“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是因为他特别重视“关外问题”。关外问题即全国问题，全国问题很快就会转化为西南问题。明乎此，我们理解了毛泽东40年代说“我们绝不学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强调“三线建设” 举措及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之间的战略关联。

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9月15日，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鼓吹苏美两国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2年4月至5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怂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大量外逃。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则判断“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

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第二天（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进一步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196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1972年，晚年毛泽东再次强调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四川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是三线建设的重点。”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应对美苏“中间突破”的国防布局，这就是：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联接樊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说：“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随后毛泽东向在坐的同志提问并回答说：“《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这说明，毛泽东这时考虑的也是大西南的国际通道和国内从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问题。显然，缅甸在其中的战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觑。

毛泽东三线建设方案的提出来自对大西南地缘政治特点的深刻认识，除了来自他自身丰富的历史知识外，还与他1935年随中央红军经黔、滇、蜀北上陕甘的亲身经历有关。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毛泽东也一定有了万一北上不成如何经营黔滇川苏区并与南面国家处理关系，以及如何从西南打通国际通道的通盘考虑，这种考虑又被黔贵川地区在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出的联接国际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验证。基于这些经历，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南北夹击中国的时刻，毛泽东才会有“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即再次迁至大西南的判断并做出“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的重大决策，这与隋炀帝曾率大军北驱突厥、南下平陈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大运河对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于同一个道理。1962年毛泽东西南开战，显然是为了夺取西南方向的主动权，而不是象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教训”印度。

今天的中国形势有向20世纪50年代螺旋式回归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要及时做好应对未来历史再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回归的可能，不要再让毛泽东曾“后悔无及”的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