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资本主义理论新动向（2）

二、资本主义的当代演化呈现出自否性特征

演化理论着眼于时间与历史的维度，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非固定性”。一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不是死的东西，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并非资本主义一成不变的标志，相反，资本主义是活的、变动的，人们不能用固定的框架来框定它，尤其在当代，演化迫使资本主义调整自身，从而具有了灵活的多面性特征，体现出自否性，一方面国有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意识越来越突出。

1.国有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生产力决定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经历三次大变革：股份制、私人股份垄断资本所有制和法人股份垄断资本所有制。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国有经济在经济中的比例不断提高。股份公司形式的资本合作所有制已成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在跨行业、跨国界的垄断公司基础上出现了大批跨国公司，而那些为私人垄断资本所无力承受或不肯承受的、需要巨额投资、拥有尖端技术或是盈利慢、风险大的大型现代化企业则由资本主义国家兴办，成为了国有企业。目前这种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日益加强。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随之而出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上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的经营管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突出表现在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资本也进一步社会化，资本家在工人中发行小额股票，劳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

资本主义接纳国有制的事实促使人们对私有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德国的魏伯乐、美国的奥兰·扬和瑞士的马塞厄斯·芬格合作的《私有化的局限》一书认为私有化有它的历史作用，但也有局限，推行私有化一旦越过了界限，就会走向反面，产生负面效应，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忽视私有化的局限，这已经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魏伯乐等人提出，对私有化的认识也应该有一个演化的视角，私有化是提高效率、推动演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实行私有化应该因地制宜，决不能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进行私有化。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经济系教授迈克·佩罗曼认为，传统经济学忽视了社会演化的时间因素，制造了市场万能的神话，如果把时间因素考虑在内，就会发现技术变革和市场恶化对固定资本投资的潜在影响，就会发现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

2.资本主义民主陷入危机。20世纪上半叶就有学者探讨过民主在人类演化史中的位置，如约瑟·B·阿库纳的《演化进程中的民主》，这本书在2013年首次被再版。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也提出民主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手段，然而，民主这一演化的促动工具一旦产生后，就在不断地被神圣化的过程中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效应，事实上，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把资本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加以接受，即便是某些独裁的非洲国家也不得不把自己描绘成民主的捍卫者。

为民主而民主的政治制度很难超脱作茧自缚的困局，今日美国民主政坛呈现出两大怪象：一是难以作出正确的政治决定；二是因政党恶斗干脆作不出决定。近20年来，美国最引人关注的一些问题：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移民一直没有解决。在一些学者看来，20 世纪后期，民主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它更像是一种游戏规则，是政治家去煽动、利用公众的手段，对于一些强国来说，它也是用来颠覆弱小国家的工具，民主霸权主义者在国际社会强行推行民主，但所到之处不是民主的繁荣而是民主的恶果，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的现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福山写了篇文章，题为《美国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认为中国妥然应对经济危机，是因为中国能迅速作出复杂的重大决定，这是所谓的民主制度不可比拟的，从演化的角度看，只要符合客观规律，方向正确，具有民主与专制双重特征的政治制度反而更具有灵活的适应性。大卫·朗西曼则认为，民主制度应运用自身的纠错能力去适应演化的需要，他暗示大众可以民主地放弃一部分民主权利，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民主改变民主政治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