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方略的由来与发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点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和重大任务。所有这些，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努力、接力探索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治国理政，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始终是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开创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局面。然而，新中国的法制事业也经历了曲折。“文化大革命”中，国家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性任务，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指针。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的文件正式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重要原则。

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强调刑法等七部法律通过后，“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这一概念。

1980年11月22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应中央领导同志要求撰写并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一文，总结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最后强调指出：“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认真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原则，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具有除旧布新的重大意义。”这是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重要文献。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