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遵义会议精神

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党中央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这些会议要么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铺垫，要么为遵义会议成果的实现作了重大贡献，是遵义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广义的层面上，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不仅在最危急的时刻正确地改变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改变了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党的军事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也让党在集体反思中实现精神涅槃，铸就了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在今天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的时代背景下，遵义会议精神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10年9月，栗战书(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在遵义考察时指出：“遵义会议突出体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突出体现了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2011年7月，刘云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视察遵义时指出：“贵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勇于突破，敢于超越，善于转变，攻坚克难’的精神，这是推动贵州发展的宝贵财富”。2012年，石仲泉撰文认为：“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可以初步表述为：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实现转折。”(石仲泉：《再谈遵义会议——刍议遵义会议精神》，《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亲历了遵义会议，更以其重大的人生转折见证了遵义会议精神的伟大。此后，他又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践行和弘扬了遵义会议精神，开辟了遵义会议精神的新境界。

　一、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精神的见证者

如果说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那么这种转折也折射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批坚持正确路线同志的人生轨迹上。邓小平在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经历过许多坎坷，有过“三落三起”，其人生中第一次“落”与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紧密相关，此后的“起”则与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统治的终结紧密相连。作为亲历者，邓小平以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转折，见证了遵义会议精神的伟大。

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是“右倾”“富农路线”“狭隘经验论”等，在讨论通过《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时，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永吉泰特委书记毛泽覃、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总前委宣传部部长古柏等，都表示不同意决议案中对毛泽东和中央苏区工作的批评。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邓小平在瑞金、“会寻安”工作时，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有较多接触，谈话和讨论问题中产生许多共识。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后，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对拒不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进行整治。2月，临时中央首先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在江西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矛头直指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此后，邓小平多次受到批判和打击，被诬指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其间，邓小平还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被指令到边区巡视工作和接受劳动改造，跌入人生中第一个低谷。

但是，这种局面在遵义会议期间开始转变。1934年10月，邓小平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随中央红军长征。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迭次失利、濒于绝境，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央红军转兵贵州，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力量逐渐积聚，为遵义会议的正式召开作了很好的铺垫。在此背景下，邓小平的人生命运也开始发生重要转折。黎平会议之后，邓小平从《红星》报主编的岗位调任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首长的生活、会议记录和警卫工作。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后得到十余天的休整，中央决定在此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进入遵义后和毛泽东等住在一起，参与会议筹备工作。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正式召开，邓小平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邓小平因抵制和反对“左”倾错误而遭到打击的历史，成了他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证明。因此，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批判，从实质上取消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强加在邓小平头上的各种“帽子”。此后，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确立，邓小平进一步得到中央的信任和重视，于1935年6月调任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进入作战第一线。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邓小平的地位不断上升，先后担任红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政委，直至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或许是人生的重要转折，所以更加刻骨铭心。1958年11月18日，邓小平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穿过陈列室，踏上窄小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邓小平同志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的摆设样子，使他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的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石永言：《邓小平与遵义会议》，《贵州文史天地》1994年第3期。)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在多个场合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1943年，他在《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8页。)1962年，他又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0页。)这种评价本身，代表了邓小平对遵义会议所铸就的精神成果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