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遵义会议精神（2）

　二、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精神的践行者

邓小平不仅见证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力量，而且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践行了遵义会议精神，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挑战“两个凡是”，推动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极大的勇气挑战“两个凡是”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遵义会议很重要的精神特质。从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在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统治下，革命力量曾遭受巨大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遵义会议，坚持真理，及时地修正“左”倾错误，全面开启了党依靠自己的力量修正自己的错误的良好传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路线，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学好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两个凡是”的实质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将大大延缓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对此，作为遵义会议的亲历者，邓小平秉持遵义会议的光荣传统，以极大的理论勇气率先反对“两个凡是”。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就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这里所谓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更不能拘泥于毛泽东的某些只言片语。这显然是对“两个凡是”的勇敢挑战。当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讲话，仍然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讲话，成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先声。此后，邓小平又推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系列重要会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现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伟大转折。

1981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完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坚持民主团结，以健康的风气推动实现拨乱反正

恢复党内民主、营造健康的党内生活是遵义会议另一个重要精神特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统治者不仅实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而且搞政治上的宗派主义，压制党内的思想民主，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残酷镇压、无情打击，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党内生活，是遵义会议彻底纠正了这一不良风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党内生活的再次被破坏，邓小平秉承遵义会议开启的良好风气，逐渐恢复党内的思想民主。1978年下半年，面对“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激烈交锋，邓小平连续发表重要讲话，支持和指导开展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并同中宣部负责人谈话，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此后又同胡耀邦谈话，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45页。)。当年11月至12月，经邓小平提议，为期40多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对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邓小平在闭幕式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等等。讲话不仅是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总结，实际上还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衷心拥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参照当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重点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的做法，首先解决当时最迫切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政治思想问题的解决和中央最高层的人事调整是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才最终完成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理论也在逐渐孕育和形成。历史地看，正是因为遵义会议积淀了党内健康的政治风气，而邓小平传承了这种好风气，才推动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

（三）坚持独立自主，以极大的自信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遵义会议又一个重要精神特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通过井冈山、中央苏区的实践，一直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只是这种探索后来被“左”倾错误统治否定了。是遵义会议对这种否定给予再否定，全面开创了独立自主地用中国办法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局面，全面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遵义会议开启了面对危局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勇闯新路的好传统，不仅肯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自信，而且肯定了“山沟里也能出马列主义”的理论自信。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在破除“两个凡是”的同时，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课题，秉持遵义会议开启的好传统，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1982年9月1日，他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是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成就了邓小平的道路自信，使这个伟大的政治家既不封闭僵化，也不全盘西化，而是从实际出发谱写中国道路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