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习近平的从政观：立志当“公仆”做大事（2）

◎政绩观

“凭一时的政绩和表现来选拔干部，就有可能会用错人。”

谈到对“干部升职”的认识，习近平说：升职只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如果不失真，是衡量干部本人事业是否成功的一个方面标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干部的升职，可以反映出上级和群众对他的综合肯定。但是，也必须看到，仅凭升职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干部本人的全部情况。因为目前我们评价体系还不是很完善，考察识别干部又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受主客观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在考察评价干部方面出现一些失真现象。在用干部方面，我离开一个地方以后，都要回顾一下，总结一下，感到也有用错人的时候。在用错的人中，既有看不准的好人，也有看不准的坏人。因为在他的表现里，某一政绩和暂时的一种进步与他的动机的内在联系，有的时候还不能很清楚地联结起来，凭一时的政绩和表现来选拔干部，就有可能会用错人。所以，无论从组织还是从干部个人来讲，都不能将升职作为评价干部工作优劣和事业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准。

◎团结观

“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

谈到如何搞好团结，习近平说：省里有一位老领导集一身之经历，写了个一生从政的体会——《团结学》。尽管各种因素在任何时候都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在各种情况下，团结永远是前提。它绝对是你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前提。纵观古今都可以证明这一条。例如，历史上的刘邦、刘秀、刘备这“三刘”就很有特点。他们个人有多大本事，还有宋江，光从文学上看，很难把他写得很漂亮。这种人物给人的感觉是挺窝囊的那种人，怎么会被大家所拥戴？实际上，这些人都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他们能团结一批有本事的人。这么多有本事的人都跟他至情至信地沟通，这就是大本事。过去我们都很注意那种“郎才女貌”，或者“文治武功”，没有注意到他们这种突出的本事。

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这是不行的。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

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我再考虑回不回去。最后见到我姨父，他解放前是太行山根据地的。

当年是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是我们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是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在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得。

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回去了。回去以后，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来，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转变了，对我也好了，到我这儿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现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写得很惨，我的感觉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时感到惨，但是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