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发展目标和机制需作重要调整（4）

坚持发展质量导向，必须把防控金融财政风险放到比以往更重要的位置。过去长时间的高增长，一定程度掩盖或推后了金融财政风险。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随着增长环境和机制的改变，房地产、严重过剩产业、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的风险有可能累积或显露。从国际经验看，不论是老牌发达国家，还是后起的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大都曾出现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增长阶段转换期，同时也是金融财政风险的集中释放期。只要我们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全局性风险的底线，平稳转入中高增长轨道，即使其他指标短期内“难看”一点，从大局和长远看，也是值得的。从国际上说，我们也将创造出现代经济发展历程中有价值的新鲜经验。

有的观点认为，我国仍然具有高增长的潜力，只是体制障碍制约了这种潜力的发挥。换言之，只要改革到位了，仍可以重回以往的高增长轨道。这种观点对改革与增长的关系的理解并不准确。改革与增长的关系相当复杂，有些改革比如放宽市场准入，确实能释放增长潜能；有些改革比如反腐败，则可能短期内限制一些浪费性的消费。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利于提高效率。放宽准入“放”进来一些有活力的投资者，固然可以带来投资增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投资效率。减少浪费性消费后，把资金用于扶贫、改善民生等领域，将会大大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提高增长质量归根结底要靠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否真正深入、是否取得成效，一个重要的判别尺度，就是要看发展质量是否真正得到提高。切实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开放，打牢提高发展质量的基础，我国经济才能把握和利用好新常态下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战略机遇。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