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经济新常态下主动作为的辩证法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作为经济大省、西部重镇的四川，要谋求经济新常态下的主动作为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实践中认识并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四川经济发展既有全国共性的问题，也有一些个性情况。从共性方面看，主要是经济增速换挡明显，从2010年的15.1%回落到现在的8.5%；从个性方面看，主要是速度下来了、质量却未明显改善。比如，全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而四川第三产业反差了第二产业16个百分点；工业中的传统产业、资源采掘业、高耗能工业占比均高于全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占比又低于全国；人均GDP、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只有全国的77%和83%、89%，人均财力排名靠后；城镇化率比全国低八九个百分点。也要看到，四川发展面临历史机遇。随着西部综合交通枢纽日渐成型，特别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提升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四川与国际国内主要市场的时空距离将明显拉近，不但可以顺势而为、借力发展，而且将直接走上前台、成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要地和辐射中心。《孙子兵法》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新常态下，我们必须立足普遍性、把握特殊性，科学谋划、推动发展。

发展速度与发展方向的关系。

四川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需要保持经济增速高出全国3个多百分点，有观点将其视作四川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目前我省经济增速与全国的高差已由前几年的4个百分点左右缩小至1个百分点，似乎令人焦虑。客观地看，前些年我省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汶川地震恢复重建的大投资，水电、天然气等资源的大开发，电子信息、汽车等产业的大崛起，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产业转移大承接，以及信贷、土地、人力等要素的大投入。速度换挡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么沿着过去的老路，继续高举高打，拼命维持高增长；要么壮士断腕，摆脱路径依赖，校正发展方向，转方式调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很显然，过去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发展转向，大力去杠杆化和再工业化，如今在发达经济体中一枝独秀；我国东部地区也是在2008年后主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现在开始了新一轮领跑。当速度与方向不可兼得时，我们应该选择方向。保持向全面小康的跨越姿态与放下全面小康简单算账的速度情结并不矛盾，如果继续纠结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就会极大地束缚我们转方式调结构的手脚、错过凤凰涅槃的机会。

稳住当前与徐图长远的关系。

四川的发展是需要一定速度的，现在的速度并非十分巩固。增速可以换挡，但不能失速失势，更不能挂空挡。既要防止为保增长而迟缓改革和结构调整，也要防止经济增长滑出底线。可以说，稳增长仍然是我省经济工作的最强音，必须旗帜鲜明。在我省增长格局中，投资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现在有观点认为稳增长、抓投资是“老套筒”。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投资，而在于是不是结构优化、效率提高、效益良好的投资。这些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可谓不大、处于全国第一方阵，但经济增速却后移中游。从数据上分析，2000年我省GDP每增长1%所需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65亿元，2011年要1008亿，2014年估计接近2800亿。我省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贡献率在下降，主要是投资结构出了问题。要知道，今天的投入结构就是明天的产出结构。当然，四川的投资不是没有潜力可挖，西部是我国发展的最大回旋余地，国家也将布局一批重大项目。因此，对上要争取国家投入，对外要撬动社会投资，对内则要通过规划和政策引导，让投资更多流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更多流向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更多流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更多流向社会民生事业、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口，既稳住当前增长，又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此外，说稳增长是最强音，并不是说创新驱动战略不重要，我们一直在路上。只是创新的观念和机制、科技的进步和转化、新增长点的培育和形成都有一个过程。关键是功成不必在我，要摸清家底、做好规划，步步为营、久久为功，力求市场取向、技术路线和产业演进相统一，使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