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中的价值建设

一个社会成熟、定型的重要标志是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对社会成员辨认身份、规范行为、维系认同、维持秩序具有重要功用。推动和形成社会核心价值的条件、因素是综合的，政治制度、经济条件、财富分配、社会流动等等，都会对形成核心价值带来重要的影响。其中，人员的社会流动，是影响和塑造社会核心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群体和个体，跨区域的、频繁的、大规模的迁徙和活动，会带来人的职业、生活、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变化，进而引起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

历史地看，人员的社会流动有助于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不同地域背景、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的社会人群聚合在一起，通过交流交融，以及不断地磨合、折中、切磋和讨价还价，将一致的思想观念固定下来，变成最大的公约数，升华为共同的价值观。中国封建社会“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是社会人员不断流动和交流的结果，虽然封建社会里人员流动的有限性使得这种价值观念更多地是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心价值共识，但还是具有了一种不同区域人员文化共享的特征。到了近现代社会，当社会流动变成一种大规模的、频繁的、常态化的社会流动时，由此产生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才逐步变成一种价值共识。

但是，在一定时期，人员的社会流动也会对社会的价值观建设带来挑战。首先，社会人员大规模、跨区域的流动使原先相对静止的社会结构经历嬗变，导致建立在这种结构之上的观念、行为准则出现松动，新的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容易出现波动，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更大。其次，快速的社会流动使人际关系也同时处于快速的流动中，维持人际关系所必需的认同度难以巩固下来成为持久的价值共识。再次，一定时期内社会流动的无序性、不均衡性会导致对机会和利益竞争的无序性，这种无序的竞争又会外溢到思想领域，微小的价值差异也可能变成价值观的对立和冲突。在当代国际社会，一些国家，如北欧国家、新加坡等，在构建社会价值共识的过程中，很好地利用了社会流动。整合资源、建立认同、凝聚共识，不仅在物质上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而且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社会价值体系，基本完成了社会共享价值的构建。但也有很多国家，社会的快速流动并没有促进社会成员认同度的提高，反而带来身份的分裂和观念的冲突，谈不上有价值共识。

社会流动状况及价值观问题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社会流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不同区域人口不断迁徙和活动的过程。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由1982年的687万增长到2011年的2.3亿，其中近80%是农村户籍流动人口。预计“十二五”时期，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未来20年，还将有3亿多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这种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社会流动不仅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利益分配、风俗习惯带来深刻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合作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会黏合度、集体认同度的提高，对形成价值共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成员对于构建社会核心价值的认识和需求也更为迫切。但是流动中的社会人群也很难达成价值共识。一些热点事件，如广东的小悦悦事件、山东招远事件反映出的问题是，一些本该由旁观者集体施以援手的行为变成了集体冷漠和犹豫，而这种集体的冷漠和犹豫恰恰暴露了社会价值共识的缺失，社会流动而带来的人员空间聚合并没有带来相应的观念聚合、价值的聚合。相反，在一个不断流动和迁徙的社会，社会的价值观有碎片化、短期化和功利化的趋势。

社会价值观的碎片化。整体上看，当前中国社会流动是快速的、大规模的，但是这种快速、大规模的流动仍然是不充分、不均衡的。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国家，对社会流动进程起决定影响的还不完全是市场因素，而是各种市场外的人为因素，诸如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户籍政策等等，都会对社会流动带来影响。当社会人员在流动过程中遇到各种障碍和排斥时，社会关系就容易出现断层，社会结构就会出现裂片化、圈子化，人员的交流和互动更多是在“圈内循环”，不同圈子间则缺乏交流“通道”。相应地，社会财富和权力分配就容易凝固，人们的价值观念就会呈现“碎片化”“圈子化”特征。当前社会蔓延的“仇富”“仇官”现象既反映了社会财富、权力的不均衡分配，也是社会流动不充分、不均衡和社会结构裂片化、圈子化的重要表征。当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一个“小格局”里活动时，就很难有超越这种“格局”的价值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