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录

自从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以来，在漫长的古会里，颜氏家训是一部影响比较普遍而深远的作品。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二写道：“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袁衷等所记庭帏杂录下写道：“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这一则由于儒家的大肆宣传，再则由于佛教徒的广为征引〔一〕，三则由于颜氏后裔的多次翻刻；于是泛滥书林，充斥人寰，“由近及远，争相矜式”〔二〕，岂仅如王钺所说的“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三〕而已！

唯是此书，以其题署为“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于是前人于其成书年代，颇有疑义。寻颜氏于序致篇云：“圣贤之书，教人诚孝。”勉学篇云：“不忘诚谏。”省事篇云：“贾诚以求位。”养生篇云：“行诚孝而见贼。”归心篇云：“诚孝在心。”又云：“诚臣殉主而弃亲。”这些“诚”字，都应当作“忠”，是颜氏为避隋讳〔四〕，而改；风操篇云：“今日天下大同。”终制篇云：“今虽混一，家道罄穷。”明指隋家统一中国而言；书证篇“臝股肱”条引国子博士萧该说，国子博士是该入隋后官称〔五〕；又书证篇记“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这些，都是入隋以后事。而勉学篇言：“孟劳者，鲁之宝刀名，亦见广雅。”书证篇引广雅云：“马薤，荔也。”又引广雅云：“晷柱挂景。”其称广雅，不像曹宪音释一样，为避隋炀帝杨广讳而改名博雅。然则此书盖成于隋文帝平陈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其当六世纪之末期乎。

此书既成于入隋以后，为何又题署其官职为“北齐黄门侍郎”呢？寻颜之推历官南北朝，宦海浮沉，当以黄门侍郎最为清显。陈书蔡凝传写道：“高祖尝谓凝曰：‘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为黄门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对曰：‘帝乡旧戚，恩由圣旨，则无所复问；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唯陛下裁之。’高祖默然而止。”这可见当时对于黄散之职的重视。之推在梁为散骑侍郎，入齐为黄门侍郎，故之推于其作品中，一则曰“忝黄散于官谤”〔六〕，再则曰：“吾近为黄门郎”〔七〕，其所以如此津津乐道者，大概也是自炫其“人门兼美”吧。然则此盖其自署如此，可无疑义。不特此也，隋书音乐志中记载：“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云云。”而直斋书录解题十六又着录：“稽圣赋三卷，北齐黄门侍郎琅邪颜之推撰。”则史学家、目录学家也都追认其自署，而没有像陆法言切韵序前所列八人姓名，称其入隋以后之官称为“颜内史”〔八〕了。

在这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年代里，长江既限南北，鸿沟又判东西，战争频繁，兵连祸结，民生涂炭，水深火热。于斯时也，一般之士子大夫是怎样生活下去的呢？王俭褚渊碑文写道：“既而齐德龙兴，顺皇高禅，深达先天之运，匡赞奉时之乐，弼谐允正，徽猷弘远，树之风声，着之话言，亦犹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晋，自非坦怀至公，永鉴崇替，孰能光辅五君，寅亮二代者哉！”〔九〕这是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写照。当改朝换代之际，随例变迁，朝秦暮楚，“自取身荣，不存国计”〔一０〕者，滔滔皆是；而之推殆有甚于焉。他是把自己家庭的利益——“立身扬名”〔一一〕，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他从忧患中着一条安身立命的经验：“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一二〕他一方面颂扬“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一三〕；一方面又强调“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舌灭，君臣固无常分矣。”〔一四〕一方面宣称“生不可”〔一五〕，“见危授命”〔一六〕；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难得”〔一七〕，“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一八〕。因之，他虽“播越他乡”，还是“腼冒人间，不敢坠失”〔一九〕“一手之中，向背如此”〔二０〕，终于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三为亡国之人”〔二一〕。然而，他还在向他的子弟强聒：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二二〕甚至还大颂特颂梁鄱阳王世子谢夫人之骂贼而死〔二三〕，北齐宦者田敬宣之“学以成忠”〔二四〕，而痛心“侯景之难，……贤智操行，若此之难”〔二五〕；大骂特骂“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二六〕。当其兴酣落笔之时，面对自己之“予一生而三化”〔二七〕，“往来宾主如邮传”〔二八〕者，吾不知其将自居何等？如此训家，难道像他那样，摆出一副问心无愧的样子，说两句“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二九〕，“小臣耻其独死，实有媿于胡颜”〔三０〕，就可以“为汝曹后车”〔三一〕吗？然而，后来的士子大夫们却有像陆奎勋之流，硬是胡说什么“家训流传者，莫善于北齐之颜氏，……是皆修德于己，居家则为孝子，许国则为忠臣”〔三二〕。这难道不是和颜之推一样，无可奈何地故作自欺欺人之语吗？

颜之推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唐人崔涂曾有一首读庾信集诗写道：“四朝十帝尽风流，建业、长安两醉游；唯有一篇杨柳曲，江南江北为君愁。”〔三三〕我们读了这首诗，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颜之推；因为，他二人生同世，行同伦，他们对于“朝市迁革”〔三四〕所持的态度，本来就是伯仲之间的。他们一个写了一篇哀江南赋，一个写了一篇观我生赋，对于身经亡国丧家的变故，痛哭流涕，慷慨陈辞，实则都是为他们之“竞己栖而择木”〔三五〕作辩护，这正是这种悲剧的具体反映。姚范跋颜氏家训写道：“昔颜介生遭衰叔，身狎流离，宛转狄俘，阽危鬼录，三代之悲，剧于荼蓼，晚着观我生赋云：‘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民，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辞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玩其辞意，亦可悲矣。”〔三六〕他“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三七〕，于是他掌握了一套庸俗的处世秘诀，说起来好象头头是道，面面俱圆，而内心实则无比空虚，极端矛盾。他在序致篇写道：“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这是他由衷的自白。纪昀在他手批的黄叔琳节钞本一再指出：“此自圣贤道理。然出自黄门口，则另有别肠——除却利害二字，更无家训矣。此所谓貌似而神离。”〔三八〕“极好家训，只末句一个费字，便差了路头。杨子曰：‘言，心声也。’盖此公见解，只到此段地位，亦莫知其然而然耳。”〔三九〕“老世故语，隔纸扪之，亦知为颜黄门语。”〔四０〕纪氏这些假道学的庸言，却深深击中了这位真杂学〔四一〕的要害。当日者，颜氏飘泊西南，间关陕、洛，可谓“仕宦不止车生耳”〔四二〕了。他为时势所迫，往往如他自己所说那样，“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四三〕。梁武帝萧衍好佛，小名命曰阿练〔四四〕，后又舍身同泰；颜氏亦向风慕义，直至归心。梁元帝萧绎崇玄，“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四五〕；颜氏虽自称“亦所不好”，然亦“颇预末筵，亲承音旨”〔四六〕。当日者，梁武之饿死台城，梁元之身为俘虏，玄、释二教作为致败之一端，都为颜氏所闻所见，他却无动于中，执迷不悟，这难道不是像他所讽刺的“眼不能见其睫”〔四七〕吗？他徘徊于玄、释之间，出入于“内外两教”〔四八〕之际，又想成为“专儒”〔四九〕，又要“求诸内典”〔五０〕。当日者，梁武帝手敕江革写道：“世间果报，不可不信。”〔五一〕王褒着幼训写道：“释氏之义，见苦断身，证灭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圣，斯虽为数等差，而义归汲引。”〔五二〕因果报应之说，风靡一时，于是颜之推也推波助澜地倡言：“今人贫贱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业；以此而论，安可不为之作地乎？”〔五三〕又劝诱他的子弟：“汝曹若顾俗计，树立门户，不弃妻子，未能出家；但当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人身难得，勿虚过也。”〔五四〕他这一席话，难道仅仅是在向他的子弟“劝诱归心”〔五五〕而已吗？不是的，他的最终目的是在“偕化黔首，悉入道场”〔五六〕。何孟春就曾经指出：“是虽一家之云，而岂姁姁私焉为其子孙计哉？”〔五七〕

颜氏此书，虽然乍玄乍释，时而说“神仙之事，未可全诬”〔六一〕，时而说“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六二〕，而其“留此二十篇”〔六三〕之目的，还是在于“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六四〕。这是古代时期一般士大夫所以训家的唯一主题。

此书涉及范围，比较广泛。那时，河北、江南，风俗各别，豪门庶族，好尚不同。颜氏对于佛教之流行，玄风之复扇〔六六〕，鲜卑语之传播〔六七〕，俗文字之盛兴〔六八〕，都作了较为翔实的纪录。至如梁元帝之“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六九〕，使宝贵的文化遗产，蒙受历史上最大的一厄〔七０〕；以及“齐之季世，多以财货托附外家，諠动女谒”〔七一〕；以及当时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七二〕”以及俗儒之迂腐，至于“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七三〕”这些，都是很好的历史文献，提供我们知人论世的可靠依据，外此其余，颜氏对于研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一，此书对于研究南北诸史，可供参考。颜氏作品，除观我生赋自注外，像风操篇所言“梁武帝问一中土人，……何故不知有族”，这个人就是夏侯亶〔七四〕；勉学篇所言“江南有一权贵”，以羊肉为蹲鸱，这个人就是王翼〔七五〕；文学篇言“幷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这个人就是姜质〔七六〕；省事篇所言“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这两个人就是祖珽、徐之才〔七七〕。这些，都可以补证南北诸史。教子篇所说的高俨〔七八〕，兄弟篇所说的刘瓛〔七九〕，治家篇所说的房文烈〔八０〕和江禄〔八一〕，风操篇所说的裴之礼〔八二〕，勉学篇所说的田鹏鸾〔八三〕和李恕，〔八四〕文章篇所说的刘逖〔八五〕，名实篇所说的韩晋明〔八六〕，归心篇所说的王克〔八七〕，杂艺篇所说的武烈太子萧方等〔八八〕：这些，都可与南北诸史参证。而风操篇所说的臧逢世〔八九〕，慕贤篇所说的丁觇，涉务篇所说的“梁世士大夫不能乘马云云”〔九０〕：这些，更足补梁书之阙如。慕贤篇所说的张延隽〔九一〕，勉学篇所说的姜仲岳：这些，更足补北齐书之俄空。又如杂艺篇所说常射与博射之分，则提供我们弄通南史柳恽传所言博射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