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

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很多同志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表现出很大的不自信。遇到问题，总是希望从经典作家的论断里寻找答案，总是希望从共产国际的指示里寻找依据。这种思想上的依赖性，缺乏独立自主地作分析、作判断的自信，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障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③实际上，毛泽东同志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起，一直在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道路的探索。他在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的实现的同时，就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④

遵义会议，翻开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篇章，也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以后，尽管还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但是独立判断形势、独立作出决断、独立解决党内矛盾、独立根据国内矛盾变化作出重大政策调整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应付各种风险挑战的基本方式。独立自主精神，终于在全党确立起来，中国共产党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赢得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主动权、自主权。

第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陈云曾经这样描述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⑤

在长期复杂的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深深地懂得研究问题切忌从抽象的概念和定义出发、切忌从主观臆断出发的道理。他始终注重调查研究，注重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注重根据实际情况作决策、定政策。他在1925年12月大革命进入高潮时期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8年10月井冈山斗争时期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30年1月和5月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先后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经典之作。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⑥延安时期，他在回顾这个时期的思想斗争时，还曾坚定地表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⑦

遵义会议，翻开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篇章。红军长征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内时局顺利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还于1937年写成《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