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每年农民工讨薪都那么难？（2）

13岁女孩为讨薪坠亡：公道天理何在

以自己的劳动换取生存、换取生存条件的改善、换取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可能，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原始基点，是人类形成乃至发展至今的原初动力。以劳动换取报酬，其合理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天理之一，其不可动摇性是人类社会亘古以来不可被颠覆的天条之一。这样的天理和天条已经内化在人类道德的规范中，外化于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法律体系当中。

因此，违背这样的天理，触犯这样的天条，无异打开了社会关系体系紊乱、社会失序以及道德沦丧、法治不张的潘多拉之盒。事实也的确是如此。从中国最近一些年来农民工讨薪的悲壮历史看，凡是农民工讨薪事件频发、多发之地，必是开发商与政府官员沆瀣一气、腐败盛行之地；凡是农民工以命相搏、以死相逼讨薪的地方，一定是社会发展环境恶劣、无法无天的地方；凡是农民工讨薪诉之法院无门、告之政府不灵的地方，也肯定是政府运作不畅，其官员失职已为常态的地方。总之，凡是有农民工讨薪的地方，就是天条受到颠覆、天理通行有阻的地方。

最近许多年来，一到年终岁末，就必有农民工讨薪事件发生。农民工讨薪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每年被按时揭开的一道疮疤。农民工讨薪成为高发事件，以及成为人们见惯不惊乃至麻木的“风景”，内里涵盖着许多深刻的政治、法律、经济以及社会原因。但是，实际上，农民工讨薪现象的存在，除去这些深刻的原因以外，更说明在中国一些地方，连起码的天理也不行，连根本的天条也敢犯。这些地方，距离“中国梦”、“法治”等高尚的社会目标，岂止十万八千里。

前两年，中央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过相应措施，旨在防止出现拖欠农民工薪资事件的发生。现在看来，这些措施的效果有限，远没有达到措施所应达到的目的。因此，政府有关部门极有必要颁布更加严厉的措施，对胆敢丧尽天理、触犯天条的人，实施最严厉的惩罚措施。首先，要建立全国性的黑名单制度，把拖欠农民工薪资的个人、公司、组织列入黑名单。凡是被列入黑名单的拖欠农民工薪资的个人、公司、组织，在几年之内、多次被列入者甚至永远不得参与、或者禁止其进入相关业务和领域。

仅此当然还不够。有鉴于冀州当地政府那样对讨薪农民工投诉不闻不问、不理不睬的行为，在政府机构内必须明确规定政府的职责及其相关责任人，形成快速处理农民讨薪事件、尽快补还农民工薪资的机制，由此形成天理通畅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农民工讨薪，跳楼的为什么是孩子

不知从何时开始，“跳楼秀”成为了农民工讨薪方式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一招。它以生命为赌注，充满了危险，但因为它极富视觉性、戏剧性，能在短时间内吸引路人的围观，引来媒体的关注，并以最快的方式迫使政府介入，所以一度成为农民工最常用、也最受农民工欢迎的讨薪手段。跳楼秀是一个以悲情为核心要素的戏剧化场面，它引起围观人群的同情，同时挑起政府和媒体对于欠薪者的愤怒。

但是近年来，因为各地跳楼秀不断增多，媒体和政府已经有点视觉疲劳。尤其到了年底，各地大量的跳楼秀新闻，使得人们对于这类新闻过目即忘，甚至一度使得跳楼秀的策划师们也感叹“招儿不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更为聪明的农民工，已经开始在转换思路。最近两年来，有一些农民工开始利用新兴的社交媒体，通过跳“骑马舞”、扮“元芳”和“愤怒的小鸟”等更为理性和富有创意的手段，吸引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但跳楼、跳江等传统的悲情方式依然还有大量的人使用，且如果还想达到预期的功效，就必须增强它们的戏剧张力。而增强的手段，无非也就是加大跳楼跳江的危险系数，强化悲情的戏剧要素。

这次发生在河北冀州的农民工跳楼讨薪事件，正像是一场传统跳楼秀的加强版。真正的讨薪者是作为包工头的父亲，和这位包工头手下的农民工们，跳楼秀主角本应该是他们。显然，孩子与奶奶是这个悲剧里最为无辜的人，她们的作用，只是为了加强这场秀的悲情和感染力。讨薪的包工头和农民工没有预料到，最终的悲剧会落在小女孩身上。现场的农民工冉先生称：“工人们都不知道小梦（跳楼的女孩）和她奶奶何时爬到了高楼上，以为只是吓唬一下开发商，没想到真的跳了下来。”

年幼懵懂的孩子为了父亲的工钱而跳楼，其中必有一些我们目前无法知晓的偶然因素。但促使农民工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讨薪，背后的根源则是常规的法治维权手段的“短路”。近年来为了帮助农民工讨回辛苦钱，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想了不少的办法。这些层出不穷的办法，大多集中于解决农民工薪酬“怎么讨”的问题。但再多的讨薪高招，似乎始终也未能真正从根源上断绝建筑业中因为层层转包、恶性竞争所导致的欠薪难题。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的管理部门踢皮球、麻木、懒惰、不作为，更是让问题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