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辩证唯物生死观（2）

在现实中，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仍然活着。人们之所以赞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一诗句，表明人们并不认同一死百了的生死观。这种区别就是人生的不同意义和价值。近年来，学术界、文化艺术界成就卓著但英年早逝的消息时有所闻，令人倍感惋惜。人们惋惜的不仅是早逝，而且是英年早逝，即他们短暂的人生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本还可以继续做出贡献，可过早逝世。人老寿终是必然的，但英年早逝并不正常。

话又说回来，如果人人不死，都与天地同老，万物同春，何必讨论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呢？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的产生，正在于人生短促，人人有死。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尽一个做人的责任？对于永不消逝的东西是不存在价值问题的。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主要表现为对生与死不同意义的认识。所谓“人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讲的就是短暂人生中的人生意义问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好死不如赖活，又是一种理解。由于人皆有死而否定人生的意义，否定对生的价值判断，两眼一闭，管它怎么说呢！如果抱着这种生死观，为善为恶、好人坏人都是一样，反正人人归于一，最终都是死。这种生死观是最无道德、最无责任、最无担当的生死观。

死，是无可逃避的。由于有死亡而看破红尘，或人未死而心先死，都解决不了生死问题。我们应该直面死亡。人人都是向死而生，生死之间或长或短，终有了时。从个人来看，是个悲剧，是宿命；从人类的角度看，是史剧，是人类的发展。死，只是个体生命的终结，但你参与创造的世界会因为你的参与而美好。动物的死亡留下的躯体最终化为尘灰，而人的个体的死亡留下的是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人类，因个体的死亡而延续，因一代代个体的创造而使世界越来越美好。这就是超越个体死亡之苦的生死观。囿于个体，死亡是痛苦；着眼人类，个体死亡是社会进步和延续的必然。

如果寻求解脱，从对死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勇敢地面对死亡，快乐地生存，过有意义的生活。如果逃避死亡，寻求解脱，实际并未解脱，因为心存解脱之念，证明仍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真正的解脱应该是认识死的必然性，又懂得生的价值。既热爱生命，又保持死亡时的尊严。这才是真正懂得生与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充满智慧的回答。生死相依，只有生的伟大，才有死的光荣；而生时的卑鄙，必是死后的遗臭。

出生与死亡的性质并不相同。出生是生命的获得，这是自然的恩赐，即父母结合的产物。这是任何个人都不能自主的。死是生命的终结，它同样也是自然的规律。但有一点不同，生是不能自我做主的，是“被生”的；而死，则存在多种可能和不同方式。有寿终正寝，有冤屈而死，有为国牺牲、为理想和信仰而死，因此死亡中会存在“应当”与“不应当”的问题，即存在不同的价值负载。

我想起《论语》中孔子对管仲不死君难的评价。子路问孔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算得上有仁吗？”子贡也有同样的疑问，他说“管仲非仁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路和子贡都同样问孔子，齐桓公杀了自己的亲哥哥公子纠，公子纠的老师召忽自杀，可同为公子纠老师的管仲却活着，而且帮助齐桓公。孔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远远超出了单纯道德的判断，区分仁人之仁与妇人之仁，对死的“应当”与“不应当”赋予更高的价值意义。孔子说，管子虽然没有像召忽那样死去，可他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还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样，孔子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即一匡天下、保卫中华文明来判断管仲的生与死的问题。叶落归根的死亡是必然规律，可当死亡存在可选择性时，就存在“应当”和“不应当”问题。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贵生知死。贵生，即要重视生命的价值，尽量避免英年早逝，尤其是各种非正常死亡；也要知死，即死得其时，享天年；死得其所，即死得有价值。没有辩证唯物的生死观，不可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孔子就反对那种“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的匹夫匹妇对生命的态度。当我读到报载有些年轻人或因感情纠葛，或因考试失利，或因就业受挫，甚至某些小不如意的事，就轻生跳楼、漠视生命，十分痛心，深感他们太缺乏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