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2）

语言优势和教育优势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西化的重要手段和强力武器。由于中国对英语教学和学习的过分重视，很多人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然后从小学到博士毕业也一直在学习英语，造成很大一部分人把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学习时间花在了学习英语上，不仅荒废了对母语的学习和对中华文化的继承，而且为英语为母语的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更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是，过分强化的英语教学带来的“文化殖民”对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得不少中国人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对西方文化的向往甚至崇拜。在国内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形成了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可甚至崇拜之后，一些中国人通过留学、研修、交流等形式到西方之后，看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物质上的富有、生活上的奢华、个人主义的张扬、自由主义的泛滥等所谓的繁荣和进步之后，往往会对自己的祖国有很多不满意甚至厌弃等情绪，患上了一种“文明冲突病”。

通过政治领域的渗透来宣扬西方政治制度并采取多种手段培养反对势力

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仅让我们中国人使用上了更多国外制造的产品，感受到了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也对美英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而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积极推进政治全球化，各种国际性的会议、论坛在中国举行，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控制的电影、报刊、书籍、音乐、网站等传播载体进入中国，并且通过各种基金会、国际组织等培养出一批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攻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瓦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等诋毁、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光荣历史，宣扬和鼓吹西方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多党制、军队国家化、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主力军，不断地宣扬西方政治人物、政治理念、民主制度、政治制度、政治价值等，嘲笑我国一直推崇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乐于助人、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等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大肆污蔑、丑化、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和我们树立的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邓平寿等典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等提出质疑甚至大加攻击，尤其是一些人利用大学课堂、公开讲坛和新闻媒体大肆宣扬和传播，使得不少人在西方错误思潮的冲击下难辨是非，道德滑坡、理想信念丧失、信仰迷失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出现。

不仅在中国国内培养政治上的反对力量，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下大力气在西方的大学、机构培养出了一批政治上坚决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知识分子，并且这些知识分子主要以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学者或者当地的华裔为主。这些有着所谓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大学教授等身份掩护的人虽然不是中国国籍，但他们有着中国血统和面孔，又熟悉中国的文化和国情，利用所谓的跨国企业高管、公益慈善人士、国际专家等身份和一些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心理，他们来到中国成为不少高校、企业甚至党政机关的座上宾，有的成为名牌大学的教授，有的成为包括央企在内的大企业、金融机构的独立董事、顾问等，还有的被一些部委机关、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等，甚至有部委机关、地方党委政府和国企请这些人来讲党课、举办大讲堂等，使得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场合和身份大肆宣扬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宪政、人权、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等资本主义思潮，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支生力军，其影响之恶劣不可低估。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调查结果表明，40.22%、36.33%的被调查者分别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普世价值是人类发展方向，12.19%、11.70%的被调查者分别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西方国家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效果，发人深思和催人警醒！

人权问题是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用来诋毁、攻击中国的又一个重要武器，并且具有更加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人权外交是从1977年起担任美国总统的詹姆斯·厄尔·卡特第一个明确提出，他还公开向全世界宣称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也就是从1977年开始，美国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人权和人道事务局，并开始发布《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其他国家的人权横加指责和干涉，最多时涉及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之所以利用人权问题一次次进行反华的舆论战，就是想借人权问题来丑化中国形象，破坏中国稳定局面甚至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不管中国在促进、保障人权方面付出了多大努力、取得了多大进步，美国政府依然还是指责中国人权“糟糕”和“倒退”，目的就是要在全世界抹黑中国，在政治上分化、西化中国。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