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体现壮士断腕魄力和英雄主义情怀（3）

客观看待“四个全面” 更具可操作性

有人说“四个全面”会达到写入党章的高度，公方彬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四个全面”操作性更强，并没有升级到政党、国家的理论。比如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是由一批思想家设计的，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公权和私权、洛克的三权分立学说等。我们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马克思设计，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设计，必须考虑到深层的理论支撑问题。

“我们对习近平的期待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代领导人在框架内有自己的东西而已，而是期待他能真正意义上带领中国走上伟大复兴道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设计出大路径，难度非常大，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公方彬认为，如果理论界不适当地推动“四个全面”囊括习近平全部思想内容的话，反而降低了习近平的思想理论高度。真正深层设计是理论和思想的设计，理论不突破就实现不了伟大突破。

中国已经发生过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破，一个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革命的理论实现革命的目的，另一个是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全跳出了姓资姓社的二元对峙，如果他不能跳出左右之争的泥潭，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今天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现状。

“而习近平如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属于第三次突破，是实现政治观的突破，切中要害。革命的模式和执政的模式不一样，革命以打破为主，甚至可能剥夺生命，而执政只能平衡沟通，寻找最大公约数。虽然根本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支撑，但今天不能以革命的理念解决问题，只能以执政的理念，需要我们创新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大工程。”因此，公方彬不同意过早地把“四个全面”概括成涵盖习近平的全部思想理论和支撑理念，他认为这将限制习近平的思想空间，也限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突破，限制中国大国发展的高度。必须设计，已经设计，还要设计，这个路没有封闭，还将无限设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