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也谈“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当前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传统行业大多面临转型，市场上资金拖欠现象增加，“融资难、融资贵”又成为热门话题。

理论上，金融是资金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通俗地讲，就是将现在的钱放到未来使用，或者将未来的钱拿到现在来用，又或者将一个地方的钱拿到另外一个地方用。因为并不是如其他商品交换一样，能做到在当交易时买卖双方钱货两清，所以衍生出许多问题。例如，资金价格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金融机构的外部性，等等。如果把资金作为买卖对象，作为卖方的金融机构，则明显处于信息劣势。资金是透明的，而作为交易对价的风险与收益则完全是未知数。如果让资金价格（利率）来自由寻找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均衡点，则风险因素反而会驱使好的项目离开市场。因为这类问题的存在，所以金融业成为非常特殊的行业。这些问题也使得金融业与实体产业的结合并不总是平滑。社会上广为抱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很多源于这里。为求解这一问题，多方都在努力探索。

针对“融资难”、“融资贵”背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历代银行家一直在不断提升自己获取信息和甄别风险的能力。比如，初见客户，应该怎么甄别，客户进来后怎么做贷前调查或尽职调查，怎么优化金融服务方案，然后是贷款如何审批，如何把控发放环节的风险，到期如何安排等，各个环节都发展出系列技术并用已经用智能信息系统实现。这中间有很多技术是中国银行家的创造。例如，前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先生提到，在中国给中小微企业放贷要看“三表、三品”，“三表”是指电表、水表和税表，而“三品”是产品、抵押品和人品。这些西方银行业是没有的。未来，我们银行从业者还是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针对我们经济大转型时期的市场现实，继续创新产品和制度，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能享受到信贷的阳光雨露。

在中国信贷市场上，有项通行的被大家接受的惯例，与西方银行业完全不同。在西方，如果一家银行给一家企业放贷，要么是一对一，要么是组银团。一对一模式下，贷款银行会要求企业关闭在其他银行的账户，以便于其监控企业的完整现金流；而银团模式下，也是主办行负责监控企业完整的现金流。这样，即使是企业遇到流动性紧张或者临时性困难，银行会根据掌握的完整信息来判断企业的状况，往往会继续给予企业阶段性支持，帮助其渡过难关。以德国为例，一家企业往往几代人都在一家银行办理业务和托管其家庭财富，银企关系非常稳定，这可能是德国中小企业非常发达的原因之一。相反，在中国，一家企业常常在多家银行开立账户，在多家银行获得授信，而与一家企业有授信业务的银行之间是背对背的，互相不共享信息，银行与企业间构建了一种多对多的单线联系。一家银行因为没有完全监控一家企业的现金流，很难完全掌握其真实经营状况。表面上看，银行乐于获得更多的客户，企业愿意有更多的银行为之服务，似乎各得其所。但实质上，这种模式暗含着极大的风险。就像我们在现实中经常见到的，一家企业在繁荣兴盛期，很多的银行会蜂拥而上，背对背给该企业提供大量的信贷，企业在过于充裕的资金供给下，其决策往往缺乏审慎，趋于扩张或多元化，结果大多经营失败。我们很多企业就是被这类大量的资金所“撑死”的。相反，在经济萧条期或企业困难期，各家银行因为信息不完全，又背对背争先抽贷，再好的企业经不起这样的流动性紧缩，结果只能是走向死亡。银行资金的这种非理性的注入和抽回，在毁灭很多企业的同时，也给银行业带来了极大的风险，甚至加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同时，银企关系极不稳定，彼此朝秦暮楚，更换频繁。显然，中国银行业的一些不科学的潜规则需要改变，我们要逐步向西方先进同业看齐。这方面，一家银行很难有所作为，监管机构或者行业协会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

相比西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信用状况参差不齐，征信体系尚不完善，这是中国银行从业者日常经营中必须面对的另一个大挑战。如果每个社会责任主体在征信体系内有完整的社会信用记录，中国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会大大缓解，信贷供给量必然上升，“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会得到缓解。最近几年，中国已经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除了央行在努力建立征信体系以外，社会上一些民营征信机构正在兴起，前不久央行给一些机构发了征信牌照，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也正在大量应用于这个行业。

但不可否认，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中国距离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比如，银行未必把每一笔表内或表外的业务录入进征信系统，并且错录的很多，当然大多并非故意。因为不同部门掌握不同的数据，彼此信息分割，很多在银行之外其他领域的失信行为没有在一个平台集中反映。凡此种种，让我们征信系统的可信度和可用性大打折扣。应该说，推动构建完整的、高质量的社会征信体系不仅是每个金融从业者的责任，也是社会各行各业每个人的责任。良好的社会征信体系不仅有助于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是金融业和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