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取信的日本态度

3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抵达东京，在为期两天的访日行程中，默克尔首先就给日本当局和保守势力上了一堂历史课。她回顾了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反省德国战争罪责的演说，指出德国在战后之所以能够为国际社会再度接受，是因为战后的德国彻底与过去诀别，以此来委婉地奉劝日本政府和保守政治家正视历史，反省战争责任。然而，日本政府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面对前一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国两会上就历史问题的答记者问，安倍首相和菅义伟官房长官也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同样在战争过程中给周边国家和本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德国和日本在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问题上态度却截然相反。

德国自战败之后，接受来自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对战争责任的审判和追究，肯定纽伦堡审判的历史贡献。自60年代以后，德国朝野上下对于反省侵略历史和战争责任，一直不遗余力，勃兰特、魏茨泽克、施罗德、默多克等德国政要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对战争时期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进行深切反省。德国国内出现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言行一旦出现就会形成群起而攻之的局面。这种姿态和意识，也赢得了周边国家与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信任与尊重。相比德国，日本在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近年来随着右翼保守势力的思想言论兴起，甚至出现了逃避和否定战争责任的潮流。究其原因，和日本的文化传统、战后知识界的论争、政治大国化和社会思潮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在文化和社会心理方面，日本的集团主义心理和家社会传统让战争责任问题失去了真正的承受主体。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社会学家南博、中根千枝等学者，基于大量事实基础对日本人的国民性及文化心理进行了剖析，总结出日本人的“自我意识”观念较为淡薄。“耻感文化”、“集团主义”、“家族伦理”的这种意识，容易使得日本人将原本归属于自己的责任，推究到集体、大家长或者带领集团做出决断的个人或是组织上。具体到战争责任方面，经历过战争的民众认为带领整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是军部和军国主义分子，民众是在集团主义和战前天皇制的怂恿、威逼之下而参与其中的。而战后成长的一代人则认为战争是父辈们盲从于时局而导致的，与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此外，关于战争的伤痛记忆回望，日本过于强调自身是被害者，而淡化加害者意识。因此，尽管在战败纪念日，日本民间团体或个人也在各地举行形形色色的活动，但真正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己的，十分罕见。

其次，战败初期，日本知识界曾讨论过战争反省和战争责任问题，但最终却形成了无责任的战争认知体系。战败后不久，时任首相的东久迩就提出“一亿总忏悔是我国建国的第一步”，于是，战后知识界就“战争责任主体”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影响巨大。尽管山田耕作提出了“一亿总战犯”的观点，认为日本全体国民都摆脱不了战争的罪责。然而，山根银二则认为，战争是国家发动的，真正责任应该在日本帝国，战争中的国民也是受害者，不应该承担战争责任。类似于山根的观点在战后初期的文化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许多人认为战争是集体行为，整个集体应具有战争责任，而具体到个人，则不具有战争责任。可见，在战败初期，日本国内就已经形成了“一亿总无责”的认知体系，这成为回避、推卸战争责任的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