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发展经济不能陷入三个误区（2）

比如，现在的钢材水泥已经很多了，再去投资这些产业，可能让产能过剩更严重，这个说法我同意。但如果去投资我前面讲的那些产业，比如产业升级的部分、基础设施不足的部分、环境改善的部分、城市化的部分等等，那些方面的产能并没有饱和，投资就不会导致产能过剩，反而是在补短板。所以观念上面要纠正。

实际上我并不是说不需要投资，而是任何地方都不能乱投。主张“投资”当然是指有效投资，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让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有效投资。如果能够有效投资，就业和收入就都能够增长。这种情况下，投资会拉动消费，经济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

经济下行，政府该不该做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是：政府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不该采用一些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不该降息或降准，因为这可能会增加信贷风险，或者不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一些项目的投资。很多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比如说有一些很严肃的学者，我很尊敬他们，他们做宏观分析，发现2008年到2012年间，我们的财政政策最多的时候，政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比企业低，所以认为应该支持企业投资，政府不该采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觉得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

第一，要问问，为什么2008年和2009年政府积极使用财政政策？如果企业做了，政府就不会做，正是因为企业不愿意做，政府才做。

第二，计算基础设施回报的时候要考虑到它的周期，因为这可能比较长，甚至是三四年。一般企业投资的周期较短，所以在投资的时候是没有回报的，然而回归分析都把这些加在一起。并且，很多基础设施投资都有外部性，比如把路修好了，对民营经济就有很多外部性影响和回报——汽车轮胎的损耗减少，成本降低，排队和交通的拥挤减轻，这就节省了交通时间和成本。但一般的分析里面是不包括这个的。

第三，即使把这些都算进去，到最后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那这些基础设施还要不要做？如果政府来做回报率低，让企业来做，可除了少数几个有垄断的项目之外，大部分基础设施的长期回报都比较低，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去做的。比如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世界银行一直在强调说基础设施如果有回报，让企业来做就好，政府不要做。导致的结果是到2000年左右发现，在过去30年里，只有一项基础设施上民营经济非常积极，就是移动通信。除此之外的基础设施，谈了30年基本没人做。

今天到发展中国家去看，会发现到处都是基础设施的瓶颈，那就增加了民营经济的成本，经济发展就不好。所以，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建设有责任，即使投资回报可能低一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必须由政府来做，就要考虑是什么时候做，是在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做（因为这时民间投资不足），还是等经济已经非常热了再去做。如果在经济很正常、很热的时候，政府再去做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火上加油、经济过热。所以当经济下滑、各种建材成本较低、民营投资不足的时候，政府来做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最好的。

2009年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一直在提倡这个观念，但当时呼应的人非常少。我很高兴看到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里，讨论说在经济下滑时，是政府来做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我很高兴现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对此形成共识。

如果我们能够克服以上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把我们的有利条件用起来，相信在2015年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完全是有可能的，也是合理和必要的，并且很有可能是在7.0%之右，而不是7.0%之左。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