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就要打破党国大公司（2）

记者：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政府说了很多年了，为什么成效不佳？

吴敬琏：转变增长模式不是喊个口号，党中央做个决定就行了，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除了市场上要优胜劣汰之外，对劳动者要进行培训，要普及义务教育。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重视教育，搞了两三代人经济才起飞，我们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广东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当地政府没有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与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视同仁）当地政府说，农民工子弟应该回到家乡去读书。现在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结果社会问题就不断发生，打群架什么的在广东经常出现。外地人的孩子也无法就业，本地人靠房子获利，儿子、孙子根本不用工作，也不学习，赌钱，所以一个小事就能引起几千人打起来。

记者：现在有些企业主动办职业技术类大学，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尽可能实现生产自动化。

吴敬琏：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有的民办大学是打着办学的名号拿地。这事很复杂，你说哪个企业该表扬也很难说。

我们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有几个数字，已经连续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我们现在的平均带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上网人数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到40%（5亿人左右）增长就很慢很慢，但人家还在增长，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化成本太高，比如说我们的光纤基干网，以我们的人数，1条就够了，算上战备，2条就够了，但我们全国过去弄了6条，现在正在另建广电的1条。政府把市场分隔了。搞电子政务的时候，各个机关都搞自己的系统，最后这些系统连不起来，而且有意不让它连起来，比如说公安部掌握的企业信息和商务部掌握的互相不通，都作为自己的财产垄断起来。

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美国就一个商务部，商务部是管市场的，不管企业，我们不是，一直管到企业去了。不仅是商务部，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都这样啊，因为有了权就有钱。

为什么要顶层设计呢？就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整个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要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现在问题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然后梳理，根据轻重缓急、配套关系，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

记者：你认为新一届政府在任期内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吗？

吴敬琏：这个事情难说，但是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拿出路线图来，要明确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我认为这事不可能由国务院来做，还是要由党中央直接来做。当然有些同志主张恢复国家体改委，但根据过去的经验，1984年那一轮改革方案也不是国家体改委做的，是成立一个方案办做的，1991-1993年那一轮是党中央直接做的，1993年那个总体方案起草组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起草组组长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另外配合的有16个调查组，调查组是中财办派的，当时中财办主任是曾培炎。那次是党中央直接抓的，这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记者：你曾经说过，改革就是要打破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为什么这些年来这个目标迟迟不能实现呢？

吴敬琏：所谓“国家辛迪加”问题，不是一个国企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我们的体制就是列宁斯大林体制。列宁把它叫“国家辛迪加”，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用了更加现代的说法，叫做“党国大公司”。

中国现在的发展，就是列宁在1921年所说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一方面有市场，另一方面，国家掌握着所有的“制高点”，“制高点”在中国的翻译叫“命脉”，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改的。

经过几轮改革，到了上世纪末，我们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体制其实有很沉重的旧体制的遗产，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很多领域的改革有倒退，比如“国进民退”，所以中国是个半市场经济国家，这要继续发展下去，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现在有两个问题绕不开：一是旧的增长模式绕不开。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几、二十几年了，问题愈演愈烈。从浅的方面来说，就是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从更深层面说，造成了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靠大发钞票来支撑增长，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持续走高，我们现在的货币流通量马上就要到GDP的200%了，而世界上超过100%的国家都很少。二是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以后，腐败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深入骨髓。

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中国社会也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最近一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不改革就注定要发生很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