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2）

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注入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

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中的“治标”与“治本”、“惩治”与“预防”、“疏导”与“围堵”、“德治”与“法治”等范畴和内涵凝聚了中华民族在医治疾病、治理水患方面的聪明才智，凝聚了中国古代军事家、政治思想家在军事战斗、社会治理中的卓识睿智。

标与本。标本理论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总结、积累的智慧。标是现象，本是原因。中医治病强调辨明标本，“凡病有标本，更有似标之本，似本之标。若不明辨阴阳逆从，指标为本，指本为标……医之罪也”。中医强调“辨证施治”，就是在辨别病位、病因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有的病，先治其本，本病愈则标病自解。有的标证甚急，可能危及生命，此时当先治其标，待病情缓解后，再治其本。中医所主张的“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等方法，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对治理社会领域问题具有方法论意义。比如，治标和治本，是反腐败斗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治标，严惩各种腐败行为，把腐败分子的猖獗活动抑制下去，才能为反腐败治本创造前提条件。治本，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才能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已经取得的成果，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确处理治标与治本的关系，坚持零容忍、无禁区、全覆盖，加大惩治腐败力度，以惩促治、由表及里，标本兼治，努力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取得了明显成效。

疏与堵。疏堵理论体现了中华民族治水的智慧。鲧治水，用土木堵塞以屏障洪水，逢洪筑坝，遇水建堤，采用“堙”的办法，结果九年而水不息。大禹治水，改其父鲧的“堵”为“疏”的治水方法，凿山疏流，通九泽，决九河，将水引入东海，为古代先民解除了洪灾水患。识水性，查水势，堵中有疏，疏中有堵，疏堵结合等治水理念，充满了科学和哲学的思想内涵，积淀为中国人民谋事治国的方略和才智。“锐者避其锋，因势利导；弱者塞其虚，筑堰封固。”因势利导，疏堵兼用，也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手段。比如，在解决“裸官”问题上，成功地运用了疏与堵的办法。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在特定岗位任职，不得任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领导成员岗位，以及这些机关的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负责人岗位。这就是“堵”的办法。对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组织人事部门应当与其谈话，由其配偶（没有配偶的由其子女）主动放弃外国国籍、国（境）外永久居留权和长期居留许可，或调整其现岗位。这就是“疏”的办法。疏堵结合、禁准并用、进退有据，使群众长期反映强烈的“裸官”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攻与防。攻与防理论体现了古代兵家博弈制胜的智慧。《孙子兵法》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攻与防。“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红军之所以胜利，就在于从全局上把握“进攻”和“防御”，确立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作战原则，总结和提出一整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攻中有防，打防结合的策略同样可以运用到反腐败中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采取积极主动“进攻”的态度，持续不断地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通过加强纪律审查，开展全覆盖巡视，严惩各类违纪违法行为，在全社会形成了有力震慑。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积极推出体制机制改革举措，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务实有效地推进防治腐败工作，收到了打防结合、惩防兼备的效果。

德与法。我国古代主张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社会治理的智慧。儒家重“德”，主张“为政以德，正己修身”。认为“政”、“刑”的效果有限，只有“德”、“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家重“法”与“刑”。商鞅劝告国君：“不贵义而贵法，任法而治。”儒家重“德”，但并没有抛弃“法”。法家重“法”，但并没有抛弃“德”。中国古代统治者儒法并用，把德治与法治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巩固皇权统治的同时，客观上保障了社会的繁荣安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强调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促进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