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3）

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传承转化了中国古代廉政措施和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积极探索和推进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在惩治腐败、作风和纪律建设、巡视等反腐败实践方面，在改革纪检体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机制等方面，传承转化了不少我国古代廉政措施和制度。现择其主要，列举如下。

重典治乱、惩贪肃贿。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结党营私等腐败行为，历来采取不赦态度和严惩措施。秦汉时期将贪污受贿列入《盗律》，规定贪污“十金”即十万钱以上者为重罪，处以死刑。明朝自开国以来至洪武十九年，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明朝统治者用“身死而家灭”的高压使官吏“不敢为非”、“念为廉吏”，赢得了一百多年吏治清明的安定局面。

崇廉尚俭、以上率下。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大凡君主注重节俭、勤政重民，社会就能相对安定，出现经济繁荣、天下大治的局面；如果君主挥霍无度、骄奢淫逸、贪利残暴，就会导致天下大乱。东汉光武帝刘秀“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官，还汉世之轻法。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这对东汉初年廉洁风气的形成有极大的作用。唐太宗也认识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古代政治家深刻认识到，官吏自身的廉正是社会得以治理的关键。治民必先治官，治小官必先治高官。

“御史制”、监察百官。让“利异而害不同”的官员监察百官，是符合人性的举措。随着中国政治的成熟，监察权逐步与行政权分离，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成为“耳目之官”，皇权的一种延伸。秦朝初设监察官，其职权并未与行政相脱离，居副丞相职，受到丞相的统制。魏晋时，御史台脱离少府，成为专门的监督机关，与行政相分离，最高长官御史中丞由皇帝直接领导。唐代御史台系统健全完善，所属台、殿、察三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此后历朝中央监察机关均为独立部门，与行政互不统属，监察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地位特殊，对中央和各级官吏实施监督和纠察，弹劾国家机关中官吏违反朝廷纲纪法度的行为。

巡视制度。巡视制度，形成于汉代，完备于盛唐，强化于明清，历代相沿，久盛不衰。汉武帝把全国划分为十三部，每部设立一名刺史，共十三名刺史。刺史的首要任务是“周行郡国，举刺不法”，自成系统，不受地方干涉，不用本籍，一年一任，不得长年连任。明成祖朱棣确立御史巡按制度，以省划分设立十三道 ，配备十三道监察御史110人，代天子出巡，“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古代巡视官员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代表皇帝行使监察权，能够“以小监大”、“以卑督尊”。巡视制度规定也较为完善，如汉代《刺史六条问事》、隋代《刺史巡察六条》、唐代《巡察六条》。包括巡视人员的选拔、任命、任期、巡视时间、职权，巡视机构的组织、归属等。

回避制度。回避制度确立于两汉，成熟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古代实行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裙带关系滋生，抑制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并保证官员任职期间免受人际关系的干扰，公正地履行职务。官员回避制度主要有几种。一是地区回避，凡为官者不得在本地做官，即回避本籍。二是亲属回避，是指有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衙门做官，以避免职务连带关系。三是要宦子弟回避，对高官子弟亲属任官作出规定，如子弟近亲不得于京都郊县任要职。四是诉讼回避，即主审官凡遇有亲属诉讼案件，或主审官与当事人素有仇隙，此案须更换他人去审。违反回避规例，本人应该声明的而没有据实说明，或“故意掩饰，希图规避”等，分别要受到革职、降级和罚俸等处分。

（中央纪委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监察学会副秘书长 孙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