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编纂：中国史学优于西方史学（2）

到底是让史例服从史实，还是让史实适应史例，二者的分歧实则在于能否透过表象看到历史发展的实质性内容，能否把握到历史发展的趋向。今天我们细心分析《秦本纪》在反映历史发展上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较前人的认识又会有所推进。一是在编纂思想上，司马迁是要以《秦本纪》担负起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时期历史总纲的作用。二是《秦本纪》又一撰著意图，是以秦逐步奠定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为主线，这正预示着中国历史由各国并立向实现统一方向发展的客观趋势。总之，在《秦始皇本纪》之前设《秦本纪》，是司马迁基于认识历史进程复杂性和确切把握历史发展走向而独具匠心的安排，是根据表达实质性内容的需要而对体例的有意突破，决非“自乱体例”。在十二本纪中，秦占了两篇，唯有这样做，才与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相称。分析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认识通史著作中如何体现“通古今之变”，对于认识《史记》是卓越史识和完善体例的有机统一体，以及了解历史思想与编纂体例的辩证关系，都是极有意义的。

再以《汉书·刑法志》为例。此篇是班固所新创，是《汉书》的成功篇章。在《汉书》十篇志的排序中，列于《律历》《礼乐》二篇之后，居于《食货》《郊祀》等七篇之前，可见对其重视程度。本篇突出的编纂思想，是肯定汉代刑法的进步。篇中详载汉初约法省刑，法律简明；汉文帝除肉刑；汉宣帝慎于刑罚，亲自决狱。而同时，班固又据实记载社会进程中互相悖反的演变趋势，即揭示出一再从皇帝诏令、大臣奏议中反映出来的减轻酷刑、删定律令的客观要求，与一些人主张过刑之谬论和竭力维持严酷旧制之间的直接矛盾。班固在篇末深刻地表达出史家强烈要求删定律令、公正审案、解救民众痛苦的著述目的，其高尚的史德跃然纸上。以往有的研究者为了凸显司马迁，有意贬抑班固的史学地位。我们从编纂思想来分析《刑法志》，证明实际上班固从总体上继承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并加以推进。这就为正确评价《汉书》的成就进一步提供了依据。

历史编纂在与时俱进中体现中华文化创造力

中国历史编纂是与时俱进的，几种主要的史书体裁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譬如，司马迁创立的容量广阔、诸体配合的史书形式为班固所继承，而班固又根据时代需要“断汉为史”，恰恰适应了历代封建王朝周期性更迭的特点。班固又创立了《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五行志》《艺文志》等，以后都为历代正史修纂者所沿用，被称为后世修史者“不祧之宗”。《三国志》从记述三个地方政权并立的需要出发，创立了既有分又有合的特殊格局。其他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也都经历了各自的演进过程。几种主要史书体裁又不是互相孤立、彼此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如《史记》以记人物为中心，但本纪各篇又都采用编年的形式记事，其“八书”又开创了典志体之先河。而且书中许多篇章记述史事也明显具备事件的起因、发展、高潮、结局等基本要素。再如《资治通鉴》是发展了的编年体，内容丰富，无所不包，其中就有大量记载人物活动和典章制度的内容。它虽然按年记事，但每一复杂事件在书中都原原本本载明来龙去脉。正因为这样，袁枢才有可能以事目为纲重新编纂成为《通鉴纪事本末》，虽是新纂之书，体裁独创，而内容却全部采用《资治通鉴》。至明清两朝，新出现的纪事本末体越来越受重视，编纂成果蔚为大观，产生了《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均为陈邦瞻撰）、《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撰）、《圣武记》（魏源撰）等名著。

至清代中叶，历史编纂又酝酿着进一步重大变革。此时，一方面，由于先前陈邦瞻、谷应泰等一批史家的努力，晚出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优点已备受学者关注。另一方面，沿用近两千年的“正史”纪传体，由于官府设局修史制度下史臣互相掣肘、互相推诿，严重妨碍修史者独到见解的表达和创造精神的发挥，因而出现严重弊病。乾嘉时期著名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总结两千年历史编纂的演变，既高度评价司马迁、班固等杰出史家的别识心裁和纪传体容量广阔、诸体配合的优点，又分析后出的纪事本末体有“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决断去取，体圆用神”的优点，正好弥补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历史大势的缺陷，因而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作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由于章学诚善于把握“编纂思想”这一关键问题，总结了以往历史编纂的经验与教训，并将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这两种原本似乎互不相干的体裁打通起来考察，各取其长处而互相补充，因而预示了历史编纂演进的大方向。近代著名史家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作出了贡献。此后白寿彝先生主张以“新综合体”编纂《中国通史》，继承了传统纪传体的优点，又加以改造，融合纪事本末体和章节体的长处，创立了由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体综合的新体裁。

当前，认真总结和阐释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以增强中华文化的创造力，是学术界面临的重要任务。中国历史编纂学是一个内涵丰富、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领域，我们应认真进行总结、阐释，对其精华作出新概括，向世人展现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独特魅力，为推动当今史学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增强中华文化的创造力。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