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提高生产率作为新常态发展主动力（2）

我国近年来生产率提高放缓，与拉美一些国家的情形有着根本区别。拉美一些国家20世纪80年代陷入债务危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生产率提高速度大幅下滑，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当时这些国家人均GDP仅达到4000国际元左右。目前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已经明显超越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所处的阶段。因此，我国目前生产率提高放缓的特征与拉美国家不同，而与日、韩等成功追赶型国家类似。更深入地看，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也与我国生产率提高速度下降的原因大相径庭。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是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进口替代降低了国内产业创新动力，并且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空间狭小，受保护的产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导致工业化推进缓慢，大量劳动人口长期滞留在传统经济部门，无法分享发展成果，进而引发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进口替代战略还导致拉美国家大量对外举债，而国内企业效益偏低，政府财政收入匮乏，最终诱发债务危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与拉美国家不同，我国工业化趋于完成，生产率提高放缓是经济发展达到新水平的表现。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生产率表现来推断我国发展趋势。

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主要靠提高生产率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虽然生产率提高速度会随着收入水平接近高收入门槛而放缓，但并不是持续下滑，而是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并且能够逐步接替放缓的投资增长，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避免生产率提高速度短期内过快下滑，并着力使之接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为此，应把提高生产率作为引领新常态的重点，大力开辟提高生产率的新途径。

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过去20多年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行业之间的资本产出效率差异显著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表明我国制造业、服务业内部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很大。资本产出效率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行业之间，还表现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如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出口型企业和非出口型企业之间，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之间，东部企业和中西部企业之间。通过深化改革消除资源错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更加注重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通过竞争淘汰低效率的落后企业，使高效率企业得以发展壮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过去30多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企业进入与退出机制逐步形成。研究表明，近10多年，优胜劣汰效应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贡献率在20%以上。尽管如此，企业退出机制仍然存在不少缺陷。一些“僵尸”企业已丧失生存能力，却依靠政府或银行“输血”得以生存，使有限的社会资源被无效占用，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完善企业竞争和退出机制，是今后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继续引进和吸收新技术。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各行业技术水平都有长足进步，有的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水平接近或达到国际前沿。但从整体看，我国与世界前沿技术水平仍有较大差距。经合组织对全球价值链最新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出口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只有67%，而美国、德国和日本分别为89%、85%和7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也表明我国引进和吸收国外技术仍有很大空间。

高度重视原始创新。随着我国技术水平逐步接近国际前沿，原创性的技术进步显得越来越重要。只有更加重视原始创新，才能使生产率长期保持较快增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多的附加价值，进而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与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目前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更加凹陷，单纯制造环节的获利水平越来越低，而技术含量高的价值链两端附加价值相应提高。这表明全球科技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更加激烈。我们不能在科技创新的大赛场上落伍，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奋起直追，力争超越。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尽管近年来我国生产率提高速度有所放缓，但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和潜力依然可观。释放这些潜力，我国经济就能在新常态的轨道上持续发展，实现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进入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的新境界。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