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国”的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的学科性贡献

在中国思想界，已经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共识：中国需要由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成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不意味要与既有的话语体系彻底决裂和割舍，事实上没有必要也做不到，而是要在对话基础上兼容并蓄，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社会科学最古老也是最基础的学科，政治学有着不容推脱的责任，为重述、有效建构中国的社会科学作出应有的学科性贡献。

社会科学的性质与中国经验的挑战

由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组成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先贤们对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观念化建构。冷战时期的国际社会科学更是直白的意识形态学，东西方莫不如此。这样，问题来了：如何解释今天的中国？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如何判断中国的发展成就，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方认为中国错了，原因是不符合自己所熟悉的一套既有观念；一方认为中国是对的，但理论上又无力解释。两者都反映出我们在观念和话语上的欠缺，社会科学范式的重建势在必行。

流行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中心主义；一类是以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中心主义。在两类话语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基本上是英、美两国经验的产物，其中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核心是商业集团。英国建国当中有两个因素：战争和贸易，其中海外贸易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从最早的十三州到西进运动，都离不开实业家集团的力量。美国是先建立医院、学校、教会，最后才建立政府的。因此，英美的经验突出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至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则主要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等人以德国经验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法国、德国和日本是一套组织体系，这些国家官僚制非常发达。

应该说，这两类话语体系对应了第一波和第二波的现代化经验。第一波现代化是英国和美国，靠商业集团来推动；第二波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日本、俄国等，靠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来主导。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起点都有标志性事件，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废除农奴制改革、德国的统一战争等。问题在于，在整个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当中，只有第一波和第二波现代化的经验，没有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话语经验。比如，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国家组织已经瘫痪，是政党——布尔什维克成为国家的组织者。同样，现代中国既不是靠商业集团，也不是靠官僚制，而是依靠政党组织起来的。可以说，政党组织国家是第三波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基本路径。如果基于第一波、第二波现代化国家的话语和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那肯定是错的。

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特别重视政党研究。对此，我曾提出过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政党中心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和客观存在，其内核、逻辑都不是简单提出问题就算完成任务了，都需要建构。很多西方概念的流行并不是因为它们有多好，而是因为国家强大，观念是物质实力的副产品。然而，学者中存在很多“观念战士”，他们习惯于用来自西方经验的书本知识比照现实中的所谓对与错，而对与中国更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了解。

中国社会科学应“回到中国”

张灏先生把1895—1925年间称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转型时代”，即西方的各种思想、概念开始抢滩中国思想市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式微。从张灏先生划分的“转型时代”算起，中国开始引进、发展社会科学就是一百年的事。这一百年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30年：西学1.0版，即从晚清到民国时期。这个时期除了个别概念，比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基本上都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初步学习者。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教授与其说是学问家，不如说是政治活动家，关注的多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因此，西学中的各种思想在中国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有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英国式的多元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西学”中包含着彼此冲突的思想和学说。

第二个30年：照搬苏联模式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主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多是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研究领域也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学说，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这一时期的理论工作者而言，诠释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是其主要工作，以意识形态语言来做社会科学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第三个30年：西学2.0版，即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大多是“留学生”，要么在西方读学位、进修，至少读的基本上是西方社会科学和政治思想的书，西方几乎所有代表性名著都翻译到了中国。如果说第一时期的“西学”尚是一个多元的矛盾概念，这一时期的“西学”则主要是自由主义的一家之言。

可以说，没有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所构成的“话语权”，构成了百年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特征。这也意味着思想的贫困，进而危及国家安全。在他国化百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应该到来了，“游离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回到中国”了！这也是我期许的中国社会科学下一个30年即第四个30年的基本方向和定位！

相对于张灏先生所说的“转型时代”，中国思想的“新转型时代”即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已经开启。自主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无疑是沟口雄三所说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即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的世界”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国”。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就提出：“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的理论自信，来自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建设实践的伟大成就，理应赋予我们新的发展时代的理论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