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对改革开放的质疑”？（4）

用“国家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称呼中国，否认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是荒谬的。

第一，将世界划分为自由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世界是多彩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也只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种模式，其他还有英国模式、莱茵模式、瑞典（福利国家）模式、东亚模式等等。把世界分为“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两个阵营过于简单化，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当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都能够根据本国的国情创造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另一种现代化发展道路（或模式）。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不能总是用美国或西方的标准来裁判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

第二，经济行为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国家或企业的性质，而取决于经济竞争是否平等，是否遵守竞争规则。 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一直有意贬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果认真回顾主要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国家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总结20世纪以来的发展经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有利于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福利的同时实现社会目标。

“国家资本主义”论者总是攻击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和腐败问题。腐败问题是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并不为某些国家所独有。国有企业并不必然就是低效率和容易滋生腐败，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历史上都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国有企业效率和问责程度比私有企业差，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社会责任表现突出。而美国一些企业明显缺乏透明度和社会责任，尤其是经营者对于所有者缺乏责任。这些企业肆无忌惮地进行所谓金融创新，其实是不负责任地玩转移风险的投机游戏，而危机来临时又能因“过大而不能倒闭”，得到政府的巨额救助，侵吞纳税人的利益。“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反抗。

自由资本主义只是经济行为天然合法的一个神话，企业绩效的高低、社会责任的大小并不取决于是国企还是私企。中国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国有企业的效益和效率都有所提高。当然，提高企业绩效的根本途径是竞争而并非一些人所鼓噪的“私有化”。中国自加入WTO以后，一直遵循既有国际规则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参与世界经济竞争，获得较多的发展机遇和合理的发展空间。无论是运行主权财富基金还是开展国际投资，都是依照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惯例，在改革开放中，甚至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中国企业一直按照国际规则在国内外市场展开竞争，并创造了经济总量快速跃升的“中国奇迹”。2014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612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全年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028.9亿美元。截至2014年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已达6463亿美元。我国已从商品输出阶段进入投资输出和服务贸易输出阶段。这令西方一些人惊讶和恐惧，所以，他们总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来打压中国。可以预见，今后围绕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斗争将更加激烈。

4.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决不能相互否定。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跨出第一步，才有第二步。有些人喜欢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或者是对改革开放前的时期全面否定，以衬托、解释改革开放后的成功；或者是批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腐败蔓延等问题，用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来否定后一时期，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实行的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和人民群众的愿望，等等。所有把两个历史时期完全对立起来、互相否定的观点，都是片面的、错误的。

西方左翼学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是和改革开放前所打下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人民所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的。例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改革前30年的基础建设是后30年发展的起点。”那种认为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现代化建设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30%增加到72%，中国已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