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德治”传统

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并形成德治传统，对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

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的不少诗篇通过赞颂先祖的仪型、圣王的灵光，来表达民众衷心推戴的情感，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中》）的认识出发，《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据称，唐尧之时，“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典》）。虞舜之时，大禹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皋陶也说过：“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皋陶谟》）依此，德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夏桀、殷纣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其命”（《召诰》）。在周公、召公看来，周朝之所以取代商朝，是因为周文王怀保小民感动了上天，上天才降大命保佑周王朝。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具体说来就要勤政爱民，“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无逸》），采取各种惠民措施，以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这是德治思想的第一层含义。

德治思想的另一层含义是“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并不是不要法律，不要刑罚，而是强调要积极实施教化，先教后罚，以刑辅德，不专以刑杀立威。周公代表成王告诫康叔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如何做到慎罚呢？“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意思是对囚犯的处置要经过多日的慎重考虑才作出判决，只有“不孝不友”的大恶之人才“刑兹无赦”（《康诰》）。“明德慎罚”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糅合，奠定了中国古代治国的基本理念。

春秋末年，孔子全面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他的治国理念，是以礼乐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他反对“不教而杀”，将这种行为称之为“虐”，列在四种恶政之首（《论语·尧曰》）。他还提出提高统治者的自身素质是德治的基本条件，“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他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使民无讼，即社会秩序井然，人际间和谐相处，是孔子希望通过德治而达到的理想状态。

二

德治思想作为“周孔之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政治家、思想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化其内涵。这主要集中在下述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发生在战国到西汉前期，这是中国历史由诸侯割据走向全国统一的阶段。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提出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要“以德服人”。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因而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省刑罚”，教育百姓去做到孝悌忠信，提出了“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等一系列仁政主张。荀子的观点与孟子相近，也主张君主以德治民：“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荀子·富国》）又提出“三威”之说：“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荀子·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