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看大陆新儒家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大陆新儒家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将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以及能够满足什么层面的要求。我们应该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来看大陆新儒家，而非从大陆新儒家的诉求出发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大陆新儒家也应将自己的诉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而非相反。本文试分三个层次来分析这个问题。

第一，大陆新儒家的谱系与诉求。

在清末朝政震荡、学术凄惶局势下，“中体西用”的主张是颇具担当的挽救努力，但最终无济于事。废除科举制是时势催迫下的不得不然，不啻于一场政治革命。儒家在中国社会，主要作为一个知识群体而存在，不再直接掌握政治权力。面对西方价值与制度的冲击，新儒家试图保守中国本位的文化观念，但面对中国政治业已发生的走向共和的实质转型，新儒家似已很难与新政制重新紧密结合。而后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巨变中，新儒家的现实政治意义就更加微弱了。

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分水岭。新儒家知识人不得不在北京与台北之间作出选择。国民党在政治上的亲美化，促进了脱离大陆的新儒家与自由主义的联姻。与港台或海外新儒家不同，留在大陆的新儒家认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政权。前者认为中共已经离弃了中国文明传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为其提供了口实，但大陆新儒家认为，恰恰是中共继承了中国文明传统“天下为公”的大道与根本精神，并有新的生发创造。

而到了新时期，大陆新儒家又有所不同。其出现，一开始主要由大陆市场化改革后人文精神的流失与信仰危机的凸显引发，其诉求也主要局限在心性领域。但其中有一部分，对市场化的不满逐渐蔓延到对整个“现代性”的不满，因此主张回到前现代的“原初儒家”，甚至认为应该建立儒教并奉为国教。依此主张，必然要对现行政治制度施行根本改造。这是以“儒家保守主义”或“儒家原教旨主义”面目出现的政治激进主义。另外也有一部分人，同样认为大陆新儒家应有政治诉求，但他们所主张的政治价值，虽然不是要回到前现代，而是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但他们更青睐的是具有浓厚西方自由主义色彩的“儒家宪政”。他们与港台及海外新儒家有相当的共性，即以“儒化”为表，以“西化”为里，虽然不像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一样激进，但同样认为有必要改造现行政权及其价值基础。

当然，大陆新兴儒家或对儒家有好感者中，也有少部分人试图继承熊十力、梁漱溟等第一代大陆新儒家的思想遗产，打通新中国与旧中国，融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这一工作的展开有两种路径。其一，是从中国文明传统来看马克思主义，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纳入自身数千年连续性演变中，成为中国文明机体一部分；其二，是从马克思主义来看中国文明传统，为其赋新义，让其说新话。二者异曲同工之处在于，它们都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文明传统的一部分，中国文明传统以现代社会主义的形式实现再造与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