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办案标准要解决三个问题（2）

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首先表现在程序控制上。比如，在审查逮捕阶段，程序控制的核心在于排除非法证据。在这一阶段，调查核实非法证据并将其排除在实际操作阶段并不简单。除了审查时间不足和调查手段匮乏以外，由于证据链条往往尚未牢固，排除一份非法证据极可能导致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无法实现，进而只能作出不捕决定。但是，审查逮捕阶段又是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关键环节。检察官在运用裁量权判断是否非法证据、是否要排除时，容易出现偏差。实践中，有一种不当的裁量倾向是，基于打击犯罪的压力，放过非法证据或疑似非法证据，不进行证据复核，即采信该证据。另一种不当的裁量倾向是，将可以补正的瑕疵证据当成非法证据直接排除。在起诉阶段，有的办案人员通过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给自己更为充裕的办案时间。这种裁量权的运用如果不依法加以控制，相关文书公开后，必然影响司法行为的规范性和公信力。 

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还表现在实体控制上。这个层面存在的共性问题是犯罪情节和犯罪嫌疑人自身情节。对于当事人而言，他们更为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捕与不捕、诉与不诉的决定，所以会通过公开的法律文书横向比较不同案件中犯罪情节、犯罪嫌疑人自身情节对实体决定的影响。因此，确有必要对上述两类情节对实体决定的影响效力进行规范和控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明确规定了诈骗案件符合几项情形之一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实际上就是对常见的犯罪情节是否起诉的影响进行指导和控制。笔者认为，侦查监督部门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也应当比照适用，而司法解释的这种模式也应当进一步推广，作为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作出捕与不捕、诉与不诉决定时控制(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手段。 

非法定形式的证据要有统一采信规则

统一证据标准，主要的争议是个体证据的采信。对于个体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走的是证据表现形式法定化的路线，即规定证据的法定种类。但实践中的情形是，非法定种类的证据依然在使用，比如侦查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办案说明)。这些说明材料往往以侦查机关的名义作出，甚至加盖公章，侦查人员则签署自己的姓名。这类说明材料的内容往往五花八门，对这些情况说明如何采用目前也没有规定，但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中仍使用并认可这类说明材料。然而，在庭审阶段，律师经常对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提出异议。一方面，情况说明的证据形式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相符，另一方面，被大量采信却没有统一的采信规则，这种矛盾在法律文书公开后会进一步凸显。因此，从维护司法公信力的角度出发，对非法定形式证据的使用和采信亟待统一规则。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