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奇葩”证明 杜绝权力任性（3）

“奇葩证明”为简政放权提供“解题思路”

不得不说，“奇葩证明”的出现和“扰民”是简政放权路上的“拦路虎”。如今，简政放权这项改革已经到了“啃硬骨头”的阶段，审批环节多、手续繁、时间长、效率低的问题仍然突出，如同这位陈先生所面临的困境，“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为这个证明要跑上近千公里，简政放权的路到底该向何方？

与其说“奇葩证明”让人啼笑皆非，不如换个角度看看，这同时也为简政放权提供了“解题思路”。这些荒诞的证明缘何泛滥？除了审批事项太多外，还有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如此看来，简政放权再提档的过程中，有人想将责任一并减去。责任的互相推诿，就这样堵住了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简政放权的路固然不好走，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但绝不应以为把本该是A部门的责任推给B部门就是简政，就是放权。究竟如何能“还政于民”，让人民说了算，“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各级政府部门有必要与时俱进地对需要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事项进行梳理，能免的就免、能简的就简，从源头上减少对证明的需求。以明文规定和公开透明的盖章理念及盖章流程为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安全、更便利的办事流程，让简政放权的路越走越宽。

奇葩“证明”背后的作风之殇

“开个证明，盖个章”，作为普通公众表示理解与支持，按要求办理就是了。而作为办事部门来讲，核实办事人身份、明确办事手续是保障各种业务办理符合规矩的重要环节，毕竟“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法治思维的一种体现。特别是当前全社会“讲法律、重法治”的大背景下，一封证明信、一枚小小的公章更是权威、真实和信用的代表。

但是，上述陈先生遇到的奇葩“证明”事件，不得不引起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反思。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思考一下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些需要开具证明的各类大大小小的事务，是不是过于频繁了呢？有的证明是不是可以取消呢？开具证明的初衷没有错，但是不是可以以一种更现代、更方便快捷的形式加以改进呢？我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我们社会公众来思考，更需要我们的各级政府和公共办事机构共同研究解决。

时下，从结婚、生孩子到报销农村合作医疗、申请贫困救助，再到买房子、房屋过户，等等，工作和生活中需要开具证明的事情的确不少。多没有关系，只要必要还是要开具的。但是，在现实中，托关系、走后门开具假证明的也大有人在，这是哪门子证明啊？再比如，像农民报销合作医疗，需要村委会的证明。其实，细细分析，农民手握着医疗本，上面也有姓名、身份各种信息，这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证明了，除非这种证明没有采取“防伪”措施。要知道从城里大医院跑到村里找村干部盖个章是件多么麻烦的事情，农民看病就医本身是一件心急如焚的事情。如此反复证明，本身也是一种否定自己的做法。

因此，“证明”如此之多，与各级政府、办事机构的服务意识、效率意识、现代意识和法治意识息息相关，实质上这也是一种作风问题和懒政惰政问题。解决之道，还应多管齐下。一方面，各级政府要把社会信息化建设提上日程，提高公民信息的收集、整合与共享水平，为群众办理各种政务事务提供信息支撑。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加快改革步伐，进一步简政放权，简化办事手续和流程，对现存的“证明”事项进行审核，该取消的取消，该整合的整合，尽量采用信息化的方式。与此同时，要加强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之间的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壁垒”。

“为民服务无小事”。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强化服务理念，以改革创新精神看待这一问题，彻底解决过多的“证明”给群众和社会活力造成的桎梏。只要我们政府自身多动动脑子、多下下功夫，群众也就不会再为了一个证明“累坏心”、“跑断腿”。

【启示与思考】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奇葩而又尴尬的现象，一方面源于审批事项太多，证明过多过滥，另一方面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但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说白了，就是要审批的事项很多，可谁也不愿担责。破解“奇葩”证明的尴尬还需打破信息“壁垒”。一方面，在简政放权这个大背景下，各级机关单位要顺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地对需要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事项进行梳理，能免的就免、能简的就简，从源头上减少对证明的需求。另一方面，让信息化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可能和便利，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使百姓不再为各种证明奔波。

要打破这看似有用实则可有可无的证明僵局，走出“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尴尬局面，一是要做好审批事项的清减，能省则省，最大程度地便利前来办事的百姓的同时也在为窗口单位和社区减负，二是要通过制度的完善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避免出现百姓跑断了腿只为证明类似“我妈是我妈”这样奇葩的命题，三是要提升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杜绝吃拿卡要的乱象，回归正常的办事秩序，努力让每个百姓在办事过程中受到平等对待，以高效热忱的服务态度让百姓满意而归，如此才能彻底破解“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尴尬局面。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这也启示我们，在简政放权这个话题上，一定要立足于“减”，一些证明能减则减，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互联网时代不该有“证明我妈是我妈”，出现这一问题，说明现在的互联网思维只是说说而已，或者要求别人的多要求自己的少。在其背后，既有着理念问题，还可能有着利益问题。而要让互联网思维深入人心，让政府成为互联网思维的先行先试者，不仅需要一场思维风暴，更需要一场改革风暴。一些利益必须打破，否则改革红利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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