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关系中释放更多善意政治空间

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尼万隆亚非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举行了“首现笑容”的会晤，双方将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些国人在网上对举行这一会晤表示不解，认为安倍并没有在万隆发表的讲话中认真反思历史，因其讲话没有使用“道歉”的表述。

在万隆的讲话中，安倍着重提及1955年“万隆十原则”当中的第二条“不以侵略或侵略威胁、行使武力来侵犯他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和“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誓言日本“在对过去的战争做出深刻反省的同时，任何时候都会做一个坚守上述原则的国家”。

但安倍未像2005年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50周年峰会上那样沿用1995年“村山谈话”原文表明对“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的“由衷道歉”。

与领土问题一道，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长期症结，解决起来需要长期的耐心。在日本右翼势力最猖獗、对外冒险行为最激进的时候，中断中日首脑会晤是针锋相对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手段。但把是否举行首脑会晤作为衡量中日关系走向听唯一标准，指望以中断中日首脑会晤压服日本进而彻底解决领土、历史两大问题不仅不现实，也说明斗争手段趋穷。

长时间禁绝中日首脑会晤，只会助推日本政治右倾，耗干国际上对中国的理解，反过来压缩中国自己的外交回旋空间，也会给中国国内的社会政治运行造成负面影响。

对于中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还是要在接触中逐步施加影响，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进行斗争，引导形势朝符合中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长远看，中日关系要摆脱一有纷争就长时间中断首脑会晤、再把恢复会晤作为各自谈判价码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更多情况下是一种“双输模式”。

而更大的问题是，中国要尝试与自己并不喜欢的日本在亚洲共存。

当下日本政治右倾的根源在于百多年前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和六、七十年前战后清算与改造的不彻底性，两种不彻底性相迭加，造就了今天日本国民性的残缺和扭曲。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在经济上陷入低迷徘徊，人口结构发生不利于国家长远健康发展的代际转移，加上政企官僚体制患上僵化病，外部战略安全环境发生新变化，这个国家呈现出明显的社会保守化趋势，进而转换成政治右倾化趋势。

日本急于洗脱战争罪名成为完全正常的国家，却又同时以过度敏感、极不安全的心态看待周遭事物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和朝鲜的“敌意”。强大的复兴本能和浓烈的自保意识混杂交织在一起，形成今天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催生了向右靠且能长期执政的安倍晋三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进程明显提速，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在国内危机感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驱动下重获加强。

这孕育着战后日本社会、政治环境和战略形态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可能已经固化了日本今后一、二十年的基本发展方向。

有理由相信，日本不大可能重新成为军国主义国家。这样讲，除了战后形成的民主政治、国民和平主义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约束作用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除非其他亚洲国家自行犯下颠覆性的错误，今天的日本已不可能再像百多年前那样靠自我改革创造的成果独步亚洲，进而膨胀出用暴力手段主导亚洲、改造世界的狂热。

但不重走军国主义道路不等于日本就已消除了再次卷入非必要战争的冲动，因为以历史认识、领土争端、民族情绪等问题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日本与邻国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仍然缺乏对过去那场战争根源的真诚、全面、深刻反思的情况下，日本始终不能赢得邻国的理解和信任，其扭捏作态、言不由衷、出尔反尔的反省模式把事情变得更糟。

最大的风险被公认隐藏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中，中日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正加速演化为战略竞争。

尽管中日双方在总体政治关系不佳的状态下保持着较高层级沟通，最近还恢复了旨在管控分歧、防范危机的工作层安全磋商，但战略竞争意识、领土海洋争端与历史认识分歧的并列存在和交互影响使得人们不能对这一关系的前景树立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