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关系中释放更多善意政治空间（2）

两国寻找解决方案的重点不应放在努力避免什么之上，而是积极争取什么。中日关系得到逐步改善，进而重返战略互惠的轨道，符合中日两国的战略利益和现实、长远需要。

不免重提“欧洲法德和解”这个老话题，毕竟，它是迄今为止人们在国际关系史中所能找到的最接近现实的示例，甚至是唯一的。

二战刚结束时，德国人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同盟国各方最初都尽力阻止德国经济的复兴。法国复仇心切，并不打算对德国有半点仁慈。然而，英国和美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和对苏联势力、共产主义影响西进的担忧，主张拉德国一把。但由于德国经济已完全毁灭，对其不加节制地施加援助意味着必然增加英、美纳税人的负担。为了避免过多伤及自身利益，英、美鼓励德国也要适当自救，用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解决自身难题。

欧洲陷入冷战后，法国使德国贫穷化的愿望落空，但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忧心不已，转而希望通过加强欧洲合作来制约德国。德国则希望通过欧洲合作来制约法国、壮大自己并抵御苏联的扩张。1950年，法国主动提议设立法德共同市场，以协调解决两国钢铁、煤炭贸易问题，并对德国国内支柱产业的生产活动实施监督。两年后，法国、德国、意大利组建欧洲煤钢联营，欧洲一体化上路了，德国也最终成为“欧洲的德国”。

不难看出，法德和解是相关方基于不同出发点找到政策交集的结果，它对中日关系不具简单可复制性，因为当年促成法德和解的诸项条件多数并不存在于现今的中日关系中。这些必要条件，一是法德在战后进入同一资本和价值体系的事实，二是德国对二战罪行的真诚忏悔，三是美国由衷且有力发挥的外部调解作用，四是来自前苏联的强大共同威胁，五是在战后废墟上各自重建的紧迫需求以及谁也搞不垮谁的实力均衡。

但法德经验至少证明了，即便是历经数次战争的百年宿敌，也存在相互和解的可能，只要双方不是消极等待历史的裁决——那样的话悲剧必然重演，而是主动创造和解所需的条件。

中日关系的前景也许不像人们想的那么悲观。

首先，亚洲区域合作已巍然成势，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基础的“东亚共同体”并非遥不可及，中日无论怎样彼此厌烦都不可能把对方驱除或使自己隔绝于这一趋势，据此必然会多些“现实主义”，以探索该如何在即将形成的亚洲区域合作体系内共存。

其次，中日目前各自拥有了一位有意志、有抱负、能决断的领导者，这既可能是空前的挑战，也可以是难得的机遇。

第三，在中日双方都始终存在主张两国和平相处、繁荣与共的人士，他们正在恢复发声，于一片并不有利的氛围中进行难能可贵的思考。

第四，美国虽不具备调和中日关系的充分的主观意愿——事实上它在亚洲正被维护自己所谓“亚太主导权”的心态所驱使，但它仍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矛盾控制者的角色。不排除将来有一天，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依愿确立、美国意识到自己必须与中国分享在亚洲的利益时，它会转而在中日之间发挥某种积极的作用。

应当在中日关系当中注入更多善意因素。既然在经济领域可以呼唤“良心经济学”，那么在国际政治范畴为何不能有“善意政治学”的空间？中日关系并非死结，中日双方需要抓住战后70年这个契机，共同启动善意政治的按钮。

借用荷兰裔美国历史哲学家房龙的话讲，“解铃还须系铃人，人类亲手做出的一切，还得亲手去解除”；“这个问题事关勇气，教育次之”。而对于“恐惧”，房龙说，“它是所有不宽容的根源”。 房龙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包括那种为了给本民族增光而歪曲事实的“超爱国主义”。在房龙看来，“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人类”，“不宽容是他们的职责”。

在赢得邻国谅解之前，日本绕不开两件事：一是真诚反省，诚如2014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当天3361名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致联合国人权机构联名公开信中呼吁的，“只有中日双方共同站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两国人民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解”。二是克服恐惧，重新成为“亚洲的日本”，以自己的贡献促进亚洲的融合，而不是站在西方利益上试图为亚洲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