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思想述论 （3）

三、成熟和定型社会主义制度的预期

制度的成熟和定型需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但其生长则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整个过程。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和定型，不能割断历史，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制度生长“渐进改进”(习近平语)的统一。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式确立于1956年，但其根基早就有了铺垫。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言，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明确它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践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筹建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在50年代初基本成型。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公有制的实现使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基础上达到完整，由此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伴随着制度完善和发展的过程。

政治运作中，制度是一种体系性的架构，它由复杂的系统构成。党的十八大报告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可见制度具有属性规定、层次摆位、运作保障和执行机制等复合体征。作为体系性架构，制度需要在各种资源配置中不断地进行社会适应性的调试、纠偏、修补和整合。必须强调，这种社会适应性决定着制度的内生性规律，如习近平所说是“内生演化的结果”。它绝不可能靠植入外来制度替代内生制度来寻求社会适应性，任何搬用别国发展模式的主张都只能加剧适应社会的张力，导致破坏制度内生性规律的紊乱。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形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本质的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可以通过制度本身加以调节，不再是资本主义那种极端冲突、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了。“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5](P215)“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5](P216)这个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谋求制度调整的任务。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内生性规律发生于历史选择和人民选择的基础，验证于促进和发展生产力的现实，深深地扎根于中国这块土地上。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不能成为高枕无忧的资本，一成不变必然使制度僵硬而产生桎梏的负面功能。制度运作存在很多状况，它可能虚置空转，可能脱节失灵，可能执行不力，可能规范不够，可能操作失序，可能衔接不好，等等。总之，制度成熟既需要发展过程的时间打磨，又需要不断完善的实践努力。

邓小平从新时期一开始就把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希望通过不断探索使我国的制度更加成熟完善。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从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调整行政机构到政府职能的变化，邓小平的心里存有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的预期。1982年3月，他曾指出：“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新办法、制定新制度，使整个国家的各种体制越来越完善，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2](P810)邓小平始终在考虑制度建设问题，强调制度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主张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为都必须纳入法制的制度化轨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制度完善、体制创新的成熟过程，制度定型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目标。邓小平的战略意识中对此有清晰的体现。1992年在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P372)这样的预期重要之处不是30年的时间框定，而是制度定型目标的战略预期，它构成邓小平对改革开放过程进行战略设计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