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在“新四化”之后增加“绿色化”

内容提要：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首次提出“绿色化”，与原来倡导的“新四化”并举，具有重大意义。当前，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就必须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坚持“绿色化”方针，提高国民经济“绿色化”程度，就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化”观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内，就必须用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2015年仲春，中国发展迎来“绿色化”。

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会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

“绿色化”一词，首次与原来倡导的“新四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提，成为“新五化”，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

“绿色”，形容环保、低碳、高效、和谐。“化”，意指改变、革新、发展、教化。“绿色化”，意味着从改变自然观和发展观开始，驱动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释放改革和创新驱动能力，助推生态文明重大制度确立，培育生态文化，最终浸染社会的价值底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一个以观念转变助推制度建设、再由制度建设凝练价值共识的良性发展路径。换句话说，它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的双重改变，是制度建设和价值共识的彼此推进，是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进，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互相砥砺。

这是当今时代的关键抉择。

面对全球化环境危机和现代性生态困境，生态重建，大势所趋。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绿色发展，时不我待。

提高国民经济“绿色化”程度

上溯两个世纪，几乎与现代化相伴随，生态恶化开始挑战人类文明，甚至成为越发展越严重的文明病症。

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或先或后，每个走上现代之路的国家和地区，都遇到了生态之槛。

能否走出生态困境，成为如何评估现代文明的关键性问题。如何解决这种困境，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理论的重要依据，生态伦理，随之成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维度。

从大的方面来说，对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解释，大致形成了两个方向：一种认为，危机是由技术化、工业化、城市化等一般性原因引起的，与制度无关；另一种则认为，危机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尤其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体制）的产物，源自制度性缺陷而非文明发展的胎记。很明显，第一种解释为现代文明打上了“原罪”的烙印，使生态困境成为无解的问题。第二种解释却有着和科学发展、现代文明、历史进步一致的方向，为危机的解决提供了积极的思考方向。

马克思主义为第二种解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