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应确立新哲学（2）

行动哲学是实践哲学的发展，它在哲学基础上是根本一致的，都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人的正确认识只有从实践中来。相比之下，行动哲学比实践哲学更强调路径依赖和行动时机。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一种道路、理论和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影响其后的道路、理论和制度选择。中国已经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管存在什么样的问题，都不能脱离这一道路，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新理论，开辟新天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探索发展新理论、新制度的重要行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升级版。所谓行动时机，是指重大行动要把握正确时机，一旦出现战略时机，就要果断行动，决不犹豫。“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社会反应热烈，沿线国家积极响应，许多重大项目进展迅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在时机合适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全力推进，在行动上可能来不及思考，来不及回味。“虑善以动，动惟厥时”，行动哲学要求治国理政要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同时，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开辟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境界。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强调行动哲学的指导地位，就必须要重视排除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与行动哲学重视行动和实践相比，“左”的思想和右的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从某一本本出发，要么以封闭僵化的教条为指导，给“一带一路”建设强加一系列限制，甚至夸大阶级斗争的形势，把“一带一路”误读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意在扩大势力范围，输出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要么以西方国家的经验、道路和理论为蓝本，批评“一带一路”走错了方向，认为“一带一路”应当缓行。这些思想认识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应及时排除其干扰。

的确，作为一项重大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与此前强调埋头国内经济建设的做法有很大区别，与重点向欧美发达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相比也有新的调整，此种调整有着很大的风险，此种风险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特别是自由主义学者讨论“一带一路”所忧虑的核心。事实上，世界上没有风险的事情是不存在的，当年决定搞改革开放也是冒着巨大风险的。有风险并不是影响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真正决定作出“一带一路”战略选择的哲学基础是作为实践哲学升级版的行动哲学及其对世界大势和中国大局的认识和判断。

中国是一个快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中国既不能放弃社会主义，也不能消极无为，必须在坚定信心的基础上，在行动中边实验、边总结、边提炼，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只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通过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开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新阶段。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第二经济大国，中国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无法通过韬光养晦而置身事外，只能做出顺应世界潮流又符合自身利益的战略选择。从根本上来说，“一带一路”就是此种行动哲学的具体体现，它不能机械地照抄某一思想教条，也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只能在行动中总结经验，不断发展和丰富理论认识。只有如此，才能进行真正的批判性思索，穿越未经省察的偏见和信仰，从必然王国达到自由王国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