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应确立新哲学（3）

复兴哲学：“两个回归”、“两个超越”

行动哲学解决了“一带一路”的思想路线问题，那就是“一带一路”重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行动和实干，而非空谈和争论，在行动中介入本质性问题，突破利益固化和思想僵化的藩篱，实现思想和理论发展的新飞跃。实践永无止境，行动也永无止境，思想和理论也就获得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在行动哲学指导下，“一带一路”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何方？这也是当前和今后决定中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需要作出明确的回答。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一个首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阶段，还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全过程。毫无疑问，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产物，它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受制于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呈现为特定的理论景观。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特定时期内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探索过程中的重要理论结晶，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包括“一带一路”战略的宝贵财富。然而，迄今为止的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其所赖以立足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是一个为发达资本主义体系所排斥的国家，都是致力于解决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地带或“薄弱环节”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不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孤独国家，也不在是处于国际舞台边缘地带的落后国家，已经逐步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成为饱受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同时，中国自身也发生了革故鼎新的变化，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已经步入了和发达国家不相上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与中西部内陆地区和广大乡村之间的发展差距在日益扩大。关于在一个一些地区已经“先富起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进行中国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探索和新的实践探索。“一带一路”就是在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快速崛起过程中所进行的如何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探索，它要回答的是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中国面临的各种新问题以及对此所作出的战略性调整。

最先意识到对“发展后问题”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是邓小平，他对“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做了充分的估计。1993年9月，邓小平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作出了新的阐述，对此前的发展理论进行了必要的修正。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要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这一切在本质上都是坚持发展起来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在看到中共十四大后中国发展形势热浪奔涌的喜人景象时，邓小平敏锐地发现，“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些问题会“自然出现”，“到一定时候就会出来”。关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指什么意思，小平同志谈到了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四个坚持”问题，认为“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特别是，“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另一个是收入差距和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邓小平清醒地指出，“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

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的问题充其量不过是经济基础问题，即使出问题需要进行适时战略性调整就能化解。邓小平1991年8月谈到中国发展战略时，在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意识到“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显然，邓小平在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新问题的必然性，强调适当进行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必要性，但最终目标仍然是调整后的“再前进”。然而，邓小平晚年的思考发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将更多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问题，它将决定国家政权的性质问题和执政地位问题，一旦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就是大的政治问题，轻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伤筋动骨，重则有可能有丢失政权的危险，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所谓“颠覆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