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应确立新哲学（4）

关于如何处理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新的回答，包括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重要思想，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的重要思想，以及“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尽管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还在进行之中，但指导这一回答的政治哲学已经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回归”的复兴哲学：一是回归马克思早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探索。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只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才能产生并找到自身发展的条件，在《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等文献中，马克思对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了概要的阐述。后来，列宁修改了发展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胜利论”，发展为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国胜利论”，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都是沿着列宁开启的道路展开的。如今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快速发展为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类似发展水平的国家，越来越具有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需要越过列宁以来的“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学说，回归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探索的问题，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以及世界发展的时代条件进行新的探索，这就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超越和创新，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条件的要求。二是回归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形成的中华文明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主要的就是把新中国的发展成就与传统中国的文明体系相对接，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复兴。中华文明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在历史上与众多文明在交流互动中不断吐故纳新，先后在汉唐时期与佛教文明、在宋元时期与伊斯兰文明、在明清以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融合发展，实现了中华文明的革故鼎新，造就了世界了惟一获得千年持续的古老文明。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此种文明交流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因此，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文明角度与世界多元文明在交流互动中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华文明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寻求与其他多元文明取长补短，合作共进的重要努力。

当然，“一带一路”所启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进行的“创造性的转化”，推动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之间的深层融合，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两个超越”：一是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的超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向新社会主义阶段的超越。随着“一带一路”的展开，中国道路将会逐步超越中国特色的特殊性因素，在与沿线国家合作共进中逐步推动中国道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道路的互联互通，逐步探索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因素，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实现中国道路与各国道路的合作共赢，实现“中国梦”与“亚洲梦”、“世界梦”的梦想对接。二是实现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明的超越，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包容互鉴。“一带一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几千年文明交流史所薪火相传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这里汇集了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等世界上最主要的文明体，而且这些文明体已经交流互动了数千年，如果能够通过打通“一带一路”缔造未来的新丝绸之路文明，不仅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动世界文明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将是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总之，“一带一路”决不是中国为寻求一己之私而作出的战略谋划，更不是中国寻求扩大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深谋远虑，理解“一带一路”的历史性意义必须确立新的哲学观点，从超越实践哲学的行动哲学视角，从探索新社会主义精神和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多元文明互联互通的角度，放宽视野，解放思想，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恒久的耐心，特别是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大胆探索，锐意创新，真正为人类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宗旨所在，也是中国未来的神圣使命。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