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应确立新哲学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在谈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其他一切哲学的区别时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是其最鲜明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随着时代矛盾的发展而不断变革自己的形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一定发展阶段需要确立与之相应的一定的时代哲学。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在1937年撰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光辉著作，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针对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提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课题。尤其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中，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推进，在客观上需要与时俱进地确立与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相适应的新哲学，以指导中国与世界关系互动发展的新未来。

行动哲学：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从孔夫子到王阳明，皆崇尚知行结合，学以致用。千百年来，中国哲学界争论的是知行的难易、轻重、先后问题。如程朱学派主张知先行后，强调知的作用，王夫之则认为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行高于知。近代以来，孙中山在探索民主革命的艰难进程中，慨叹“知易行难”。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知行关系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存在着经验论与唯理论的长期争论，自古希腊哲学以来，西方哲学受理性主义影响，一直认为思维和观察优于行动，形成了推崇“沉思”的传统。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出，对知行观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和澄清，赋予知行观以科学的基础。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观，强调人们的社会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作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次的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程度。”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时，历来反对“本本主义”，而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

“一带一路”就是基于实践哲学提出的一个世纪构想，是长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产物。可以确切地说，“一带一路”构想并非是学者论证的产物，而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习近平本人首先提出的，在提出之初征求学者意见的时候，很多从事历史、经济、国际关系和国别区域研究的专家绝大多数并不赞成，甚至直到今天很多严肃的学者还抱有顾虑和怀疑。为什么会这样呢？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制于特定认知哲学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著名的“白猫黑猫论”，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认识论，主张“不争论”，大胆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这一哲学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理论论证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走出来的。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了传统的知行观，不再是理性为行为立法，而是行动为认识立法，不再是政治家以学者为师，而是整个社会“以吏为师”，强调只有在实践中积极行动，才能获得新的认识。正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国道路的开拓进程也推动了中国哲学观从实践哲学走向行动哲学。在行动哲学看来，只有通过行动，个体人们才能相互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世界，才能真正理解真理、行动目标、人的本质、社会前途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的构想也是在政治家在行动中走出来的，不是专家论证出来的，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