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配合与支援（2）

敌后战场形成后，在战略上积极配合和支援正面战场。第一，作战行动上的配合、支援与策应。当国民党军队与日军进行徐州、武汉会战时，八路军以主力一部挺进冀鲁平原，牵制日军第2军，威胁其后方，分散其兵力。同时，以晋冀豫、晋察冀边区部队破袭平汉、津浦的铁路交通，以支援正面战场。特别是1940年6—7月间，当日军加紧政治诱降，并攻占宜昌，造成溯江而上威胁重庆之势时，八路军于8月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有105个团20万人参加的“百团大战”，时间长达5个多月，歼灭日伪军4万多人，瘫痪了日军的主要交通线，把日军的主要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极大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对此，蒋介石在给八路军的嘉奖电上称：“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之鼓舞。”此后，日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的兵力加强其华北方面军的力量，对付八路军。1944年春，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妄图打通中国大陆至东南亚的交通线，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又一次大败退时，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发起强大攻势，实施局部反攻，有力地打击牵制了日军，使沿平汉路南下的华北日军，在进攻至平汉线南段之后，不得不回师华北。这些都是在战略上对正面战场的有效配合和支援。第二，战略、战役指导上的协商与建议。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并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为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积极建议全国抗战应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外线速决运动战的作战指导原则。当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忻口、太原会战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向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建议：要加强娘子关和龙泉关的防守；战役部署上应将主力置于日军两翼，一部扼守正面阵地。然而，这些建议并未被接受，导致日军突破娘子关，威胁太原侧后，造成全线溃败、太原失守的危局。在正面战场第五战区进行徐州会战时，周恩来、叶剑英等积极向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在津浦路南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阻敌北上；在津浦路北段，以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并派张爱萍到徐州向李宗仁进一步阐明这一战役指导方针，得到李宗仁的赞同，从而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

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对敌后战场的配合、支援也是比较好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为日军的主攻目标，抗击了日军的主要兵力，因而它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零四个月，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忻口、淞沪、徐州和武汉四次大规模战略防御性战役，共毙伤俘日军25万余人，牵制日军70余万。国民党军为此付出了伤亡104万余人的重大代价，正面战场为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与国民党军形成有效配合，在敌后战场形成之初反击日军围攻的作战中，国民党军或直接配属八路军参加反围攻作战，或间接配合，都曾起到了积极作用。1938年2—3月间，八路军第120师在反击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围攻的作战中，得到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的积极配合，从而粉碎了日军的围攻，并收复了7座县城。4月，八路军总部指挥第129师、第115师第344旅和山西新军一部，在配属的国民党军2个军另3个师的积极配合下，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并收复县城17座。正是由于两个战场的战略布局和战略防御阶段相互积极配合，从而陷敌于两面作战、腹背受击的被动局面，迫使日军停止战略进攻，放弃速战速决，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从此，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在侵华日军后方开辟的广大敌后战场，对其构成致命威胁，迫使日军不得不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转移其主要力量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的重担就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肩上，敌后战场也就逐渐成为抗战的主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