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库建设要去官僚化（2）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

记者：说到智库，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它的工具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的深刻影响在哪里？

竹立家：从本质上看，智库不光是“工具理性”的，它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结合。任何国家的智库首先是工具理性的，它首先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政策目标、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文明发展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智库又是“价值理性”的，它的研究必须服从于这个国家的“国体”，即体现宪法的原则和价值。换句话说，必须体现这个社会奉行的主导价值。由于新型智库主要是由这个国家具有高度“公共精神”的“知识精英”组成，他同时具有“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双重身份，或者就是一个“有知识的老百姓”，可能会对社会现实、政策效果、人民需求等体会更深、理解更透，因此，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判断、社会调查范围的把握等就会有高度、有精准性。

把知识分子放在智库研究的一线

记者：您也说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很强的自主性，那么我们怎么看这种自主性和学习借鉴的关系？其他国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竹立家：我们讲中国新型智库的自主性，不光是政策层面，它还是一个学术层面和经验层面的概念。

中国新型智库说到底，就是要在政策课题的选择，提出政策建议的研究方面，要有自主性。所谓自主性，也就是指政策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要实事求是，敢说真话，真正认识到“问题域”的边界和范围，对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更有实效性，这就是新型智库的特点。即对现实有精准把握，对未来的改革方向、发展趋势有比较精准的预测，这种预测要来源于经验、来源于事实、来源于发展过程。智库的作用就是对政策的制定过程提出好的建议，对未来的结果有一个精准的说明，对问题号脉要准，要讲到点子上。智库就是对症下药，要关注当前，着眼未来。

为什么国外的智库很有名，就是因为他们的研究非常客观、精准、规范、有效，国外智库是靠研究结果的公信力获得国际社会认可。国外智库有一套好的研究办法，比方在美国，一个专家带一个项目组，研究人员的自主性不受行政干预，不受权力干预。在中国，有些研究课题的选择，价值和意义要打问号，有的甚至是浪费国家资源。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没有真正发挥知识分子在智库中的作用，没有把课题交到真正的专家手中。只有把知识分子放在一线，进一步去官僚化、去行政化，才能把研究课题真正做好、做扎实。

为新型智库提供法律政策支持

记者：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除了智库自身的努力，政府和社会需要做些什么？

竹立家：目前，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和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太成熟，新型智库要健康发展，法律保障是前提。以前，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智库的发展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的。现在，中国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导致中国社会问题领域扩大，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在公共政策上放宽新型智库的注册权限，提高智库注册的方便性。现在，新型智库注册比较难，限制较多，还存在一些障碍；同时，政府要加大法律法规上的扶持力度，比如政府要购买公共服务，可以增加面向民间智库的力度；另外，在调研调查方面予以支持，提供方便等。总之，中国新型智库的发展虽然刚起步，但是前景看好。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