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礼乐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之路

孔子像

孔子的际遇，颇为令人感叹。他的道德学问，为当时人所推重；他经世致用的抱负，却未曾得以放手施展。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孔子似乎也有过对政治生涯的心灰意冷。但是，他对于礼乐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却未曾有过犹豫彷徨。即便当时无法兴起礼乐以济世安民，他仍把希望寄托在将来。

孔子一生不得志，至老年仍到处奔走宣扬礼乐之治。五十一岁才开始在鲁国做官，可惜好景不长，并未得到重用，从五十四岁到六十八岁，复又在外漂泊十四载。后又回到鲁国，“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这其中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孔子对礼乐之治的坚持与当时的政治需求不相符合。春秋末期，周王室权力式微，各国君主聚焦于扩充国家军力以自保或是图霸，根本无暇顾及礼乐。

在屡屡碰壁的情势下，孔子自己也抱怨“莫我知也夫”（《论语·宪问》，以下凡引用《论语》，只注篇名）。李零先生曾说：“读《论语》，我的感受，两个字：孤独。孔子很孤独。他很恓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其实孔子得名甚早，如果愿意改变行事作风，趋附政治家的需求，或许就不必在周游列国的凄惶中被人取笑为“丧家之狗”。但他却不仅未曾放弃过对礼乐文化的坚守，而且是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周游列国宣扬礼乐。就像他对自己的评价：“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这句话是孔子回答叶公问子路的话，孔子至叶，已经六十三岁。一位饱经风雨坎坷的老人，却没有消极悲观，仍然积极有为，不知老之将至。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令人折服。在这种乐观情绪的感染下，他以一种坚忍的精神坚持着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是他坚忍品格的最好宣言。因为他坚信“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所以即使在厄于陈、蔡，断绝粮食，从者病，莫能兴，士气大衰的情境下，他依然能够讲颂弦歌不衰，能够用“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的话来鼓励大家。

在六十八岁返鲁之前，孔子一直积极求仕，希望能够有贤明的国君赏识自己的政治诉求，推广礼乐文化。然而总是事与愿违，以至于有两次孔子想接受叛臣公山弗扰和佛肸的邀请。后因子路的反对没有成行，但却留下了“吾其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的慨叹。这一点多为后世反对孔子的人所诟病，其实这正反映了孔子内心的矛盾：很想有一番作为的期许和道德理性的冲突。然而在积极求仕的另一面，却是他对山林隐逸生活的向往和对隐士的尊重。在《论语》中很著名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先进》）篇中，子路、冉有、公西华都说了自己愿为政的志向，夫子只是各做点评，到曾点说出自己的志向仅仅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时候，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句慨叹，很形象地点出了夫子其实很向往那种无忧无虑的自然生活。他也很欣赏那种“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的深藏自保的智慧。但是在楚国听到隐者桀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微子》）的疑问后，夫子却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来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