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礼乐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之路（2）

明明知道前路艰难，明明尊重、向往隐士的生活，却依然坚定走自己已然选择的变革道路。坚持，在这种选择和牺牲的映衬下，更带着一抹悲壮的色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很容易忽略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环境。其实春秋时期不应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而是“礼乐”变易的时代，虽然具体的礼制有变，但原始的吉、凶、军、宾、嘉诸礼，以及普通人之间的生活社交的礼仪，仍在进行。（朱顺龙、顾德融：《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钱穆先生也在《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一文中指出“春秋时代，中国社会上之道德观念与夫道德精神，已极普遍存在，并极洋溢活跃，有其生命充沛之显现。孔子正诞生于此种极富道德精神之社会中”，“这种道德精神，用中国传统语说之，则皆是一种礼教也。礼教之在春秋时，其影响人心者，可谓甚深甚厚。”（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对此，刘泽华先生也有论断：“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只是礼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并不是礼本身的废弃。因为礼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儒家在礼衰之时，看到了它必将复荣，为礼的再兴进行了顽强的奋斗。儒家之外，除少数思想家主张废除礼，多数思想家都给礼留下了大小不同的席位。”（刘泽华：《先秦礼论与君主专制主义》，转引自《洗耳斋文稿》，中华书局2003年版）可见“德不孤，必有邻”（《里仁》），在当时并非只有孔子一人坚守礼乐，虽然礼乐文化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因为社会战乱，国君热衷于扩充军备力量而受到冷遇，但是礼教却在社会层面上广泛影响着人心。其中，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者对礼乐文化的改进与推广，功不可没。

孔子在充分吸收了西周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对日渐僵化的礼仪制度做了一番创造性的转化，适时提出“仁”的概念，希望人们可以从内心的真实情感出发，虔敬地践履礼的每一个仪节。在礼彰显皇权、划分等级的功能外，他将礼带出贵族范围，强调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愿意学习礼乐，坚持德性的修养，皆有成为君子的可能。这种升华的礼的精神内涵和普遍意义，给了礼永恒的精神生命，使其不会仅仅只是一种制度，随着时代的更迭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而必然会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不可替代。

对孔子来讲，遵守、提倡礼乐文化，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这些细碎的礼仪细节，更在于其背后重要的意义——为了上下有序、社会安宁。“礼”的学说体系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由礼治而达社会大同，是孔子的理想。虽然他的学说仍旧根植于旧的社会基础之上，只是面对社会现实的改变而做了相应的调整，但我们不能打破社会环境的局限来苛求古人。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改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一家一姓的利益，而是怀着社会大同的关怀。因此，“具有合理性的思想，即便是在某一历史阶段因为‘不合时宜’而遭受冷落甚至是贬抑，但时局一旦发生变革，仍可以‘度尽劫波’而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孙家洲，《“三不欺”：古代从政风格臆解》，《理论学刊》2005年第7期）礼乐文化因为失去了宗法制度的社会土壤，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不合时宜”而备受政治家们的冷落，在秦代又经历“焚书坑儒”的严厉打压，但终究“度尽劫波”，在汉以后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产生持续影响力，礼乐文化逐渐成为中华文化圈的标签，生活于其中的人“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孔子对待礼乐文化的态度告诉我们，每个时代都会有变革在发生，可是每个时代都无法抛弃前代文化的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