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增强国民幸福感纳入“十三五”规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2）

第三，在控制其他影响变量的条件下，定量估计国家治理质量和国民幸福感的相关关系，可以发现国家治理质量对国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边际影响。以我国2011年的情况为例，国家治理质量提高百分之一所带来的幸福感增量与人均GDP增长18．7％所带来的效果是一样的。这意味着国民幸福感指标对国家治理质量的变化是比较敏感的，因而能够比较鲜明地反映国家治理状况的变化。

第四，对我国国民幸福感提升的各种潜在源泉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家治理质量的改善对于我国国民幸福感提升的贡献率在各变量中居于首位（三年平均贡献率达到28．8％）。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未来我国国民幸福感提升的最重要的源泉。因此，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国民幸福感发生较大幅度的提升是可以预见的，把增强国民幸福感纳入“十三五”规划，抓住了下一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

3．增强国民幸福感，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五年规划制定的发展目标，必须能够较好地引导各级政府科学、全面地认识发展，推动发展和配置发展成果。我国历次五年发展规划所制定的发展目标对于指导各级地方政府推进发展，约束政府“盲目”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多方面体制机制原因，在过去数十年间，一些地方政府推动社会发展的目标导向和方式方法，仍然与公众的意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这种偏离是GDP崇拜、环境污染、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衡、民生投入不足、社会矛盾加剧等诸多问题的共同根源。缩小这种偏离，使“政府实际推动的发展”与“公众想要的发展”保持一致，是全面深化改革肩负的重要使命。

国民幸福感指标直接显示各地区社会实际发展状况与公众意愿的符合程度。把增强国民幸福感纳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相当于给政府施加了一种新的约束，可以促使政府在“什么是发展”、“如何推动发展”以及“如何分配发展成果”等问题上更多地听取公众意见和诉求，尊重民情、民意，减少“任性”、“不计后果”的发展行为，对于进一步强化五年规划引导各级政府实现善政善治的政策功能，提高社会发展与公众意愿的吻合程度，落实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维护社会稳定团结的良好局面，进而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把增强国民幸福感纳入“十三五”规划的可行性

1．幸福感数据是科学可靠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幸福感数据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因而其统计结果并不科学可靠，不能作为社会发展和政策决策的依据。这个观点对幸福感指标科学性的认识是不准确的。经合组织统计署（OECDStatisticsDirectorate）曾组织专家学者对幸福感指标的统计特征进行过系统总结，在全面梳理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后发现：“尽管主观幸福指标两次试验法（testandretest）测试得分通常低于诸如教育和收入等常见的统计数据，但是却高于诸如家庭消费支出等经济变量……且从各国的人均数据来看，幸福感指标的可靠性通常超出了人们对数据可靠性的基本要求”；此外，“大量证据表明，关于幸福感和情感体验的度量指标包含着有效的统计信息。虽然有不少问题限制了幸福主观度量的有效性，但多数问题的影响是微弱的，或者可以被恰当的调查设计及仔细的数据分析和解读所处理”。这些结论表明，幸福感指标虽然具有主观性，但其主观性并没有过多地损害数据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因此，将这一指标应用于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评价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2．幸福感的调查方法已经成熟

有一种观点认为，幸福感的调查方法尚未成熟，缺乏统一性，因此，开展幸福感的官方调查并不现实。这种观点对幸福感度量方法的了解并不充分。关于幸福感调查方法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人们已经对如何开展相关的数据搜集和统计形成了比较丰富、成熟的认识。2008年，Stigliz、Sen、Arrow、Kahneman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合全球数十位顶级科学家共同发表研究报告，明确指出“幸福感调查和统计的方法已经成熟”，认为把国民幸福感指标纳入社会发展评价官方系统的时机已经到来。经合组织（OECD）也于2013年正式编制出版了《主观幸福度量指导手册》一书，围绕开展幸福感官方统计的实际需要，制定了一套标准化的主观幸福类指标的数据调查和统计方法。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以调查方法不成熟为理由拒绝幸福感指标进入政府统计业务，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