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政策框架
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迫切要求我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体而言,应当包括三个主要的支柱和组成部分。
第一个支柱是实施新一轮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何谓高水平?继续深化贸易投资自由化,特别是深化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和对外投资的自由化,是高水平;创立与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也是一种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中国式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自贸区,表现为以物流转口贸易为主逐步过渡到附加加工制造的功能,同时进一步向金融、科技、旅游、文化进行扩展。此外,中国的自贸试验区是一个改革创新示范区,通过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其倒逼改革功能、示范作用远远大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另外,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进双边投资协议,也是一种高水平的开放。目前我国已经同十几个国家签订了双边FTA(自由贸易协定),跟150多个国家签订了BIT(双边投资协定),当然从目前总体来讲质量、标准、内涵尚待提高;加快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和新议题谈判,体现了高层次的开放水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纲要提出,要大力推进贸易便利化,投资、电子商务、环境、政府采购这些优先领域的推广和实施,有助于完善我国相关立法进而推进市场化改革。
第二个支柱是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格局。一是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建立边境城市和内地开放型的经济示范区。二是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使东部地区的产业链能够逐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形成东西互济。三是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网络化的对外经济走廊,通过亚投行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等等。
第三个支柱是培育和参与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的新优势。其中新优势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产业综合竞争新优势;二是全方位开放新优势,做好内陆开放的这篇大文章;三是构建新的营商环境新优势;四是参与国际谈判、规则与标准制定新优势,为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作出贡献。
以上三个支柱应该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政策框架,与传统模式的开放型经济体制相比,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新”意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十个方面:
——由注重微观企业的改革转变为注重政府自身的改革。通过扩大开放来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本轮改革的重点是政府自身的行政审批和监管,这是一次系统性挑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由着力外贸体制改革转变为着力外资体制改革。入世为促进我国系统的外贸体制改革提供了参照物,外贸体制改革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当前我国的投资体制壁垒仍然较高,由于很多服务贸易以商业方式存在,因而外资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亟需推进像负面清单、准入国民待遇、改审批制为备案制等相关制度改革。
——由鼓励出口转变为重视进口。当前我国的鼓励出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效,但需要进一步优化出口结构,如由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乃至知识产权贸易,提升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同时还要重视进口,事实上全球价值链的基础就是要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中间零部件、原材料的投入品。此外也要重视进口消费品,进行消费品的贸易自由化,加大国内最终产品的竞争压力,真正使贸易自由化造福于普通老百姓。
——由利用外资转变为更多鼓励对外投资。近年来,在对外投资规模扩大的同时,我国对外投资结构也出现明显优化,表现为更多的民营企业成为对外投资主体;对外投资的领域由自然资源行业逐步延伸至商贸行业,乃至国外品牌、研发等战略性资产,扩大对外投资有可能成为有效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定位的捷径。
——由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第一代”贸易政策转变为以规制融合为核心的“第二代”贸易政策。第一代贸易政策主要是拆除壁垒,而在第二代贸易政策中,像投资、政府采购、贸易便利化、相互认证、资本流动等一系列的内部管制要进一步加强,由此也对国内的规制和立法提出更高的要求。
——由沿海地区率先开放转变为内陆沿边地区全面开放。这要求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开放步伐,扩大我国的开放广度和深度。
——由单纯的国际经贸合作转变为对接国内产业与区域发展需求。这要求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目标由简单的对外输出、对外引入,进一步提升为更多的对接国内产业和区域的发展,与本国的利益需求产生互动。如把更多的国内优势产业和优势技术如高铁、电力、能源、电信等通过国际经贸合作的方式跟周边国家对接起来,进行产能的合作,在扩大开放的同时有效推动国内产业和区域的发展。
——由传统区位优势竞争转变为新型制度优势竞争。传统区位优势更多指的是劳动力成本、土地、要素资源等方面,在传统模式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下,为获取所谓的区位优势,地方政府倾向于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甚至引发恶性竞争。而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区位优势不仅仅体现为要素成本,而是更多的体现为新型的制度,包括区域的营商水平、法治水平、争端解决的机制、透明度、供应链完善程度等等。从目前看来,此类区位优势对外资的吸引力明显更大,而且具有很大的内生性,该优势一旦形成,其他地区很难复制。
——由政策优惠的洼地转变为制度创新示范的高地。自贸试验区最重要的承载功能是能够先行先试,不会再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因而在目前我国四个自贸试验区的方案当中,税收优惠这种激励已经降到了最低。
——由依赖多边贸易体制动力转变为高质量FTAs/BITs驱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动力减弱,往往为高质量FTA、BIT的替代性提供了动力,但这些双边贸易投资协定也要构建3.0乃至更高版本的国际投资规则,并最终回到WTO的多边框架,从而为推进全球贸易体制提供动力和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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