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应重视人文为本（4）

要讲好发展故事，淡化中国转移产能色彩。在很多学术讨论会上，一些学者在谈到“一带一路”必要性时，总是将转移国内过剩产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理由，这是十分错误的。产能转移是一种市场投资行为，转与不转和转向哪里并不是政府的事情，在全球化时代，产能转移更多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企业的利润空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促进经济起飞，采取了众多优惠政策以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在客观上吸引了外国产能转移到中国的效果，很多产能在发达经济体可能就属于过剩产能。在今天，在中国已经过剩的产能很可能恰恰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需要的，转与不转完全取决于沿线国家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因此，中国在同沿线国家讲发展的故事时，要多讲中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故事，最好是由创业者当事人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多讲创业故事，多讲如何通过有效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以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共识。

要讲好合作故事，淡化单方面援助的色彩。很多人在谈到“一带一路”时，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这是十分有害的。二战后，面对欧洲国家复兴经济的要求，美国启动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表面上对促进战后欧洲的经济复兴，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抗衡苏联和服务于冷战的目的，美国与欧洲受援助国家处于不平等地位，是加强美国霸权的努力。而“一带一路”本质上完全不同于以谋求霸权为目的的“马歇尔计划”，中国更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开发，强调互利共赢，不强加条件、不谋求霸权，采取先予后取、公平透明、合作互惠的思路推进合作，要多讲合资、合营、合作，少讲援助，避免与“马歇尔计划”混为一谈，避免产生“一带一路”是中国谋求区域霸权的印象。

要讲好共赢故事，避免陷入新殖民主义的指责。近年来，在国际舆论中有一种指责“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杂音，认为中国和历史上的老殖民主义一样，都是为了到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开展殖民活动。为此，中国应该讲清楚合作共赢的故事，一方面，中国不必避讳中国会得到什么好处，要把中国为什么加大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讲清楚，要这些国家看清楚中国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中国也要讲清楚当地会得到什么好处，在一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关键项目、关键节点和关键工程问题上，中国也要把可能对当地的收益讲清楚，不仅讲清楚对当地政府的好处，更要讲清楚对当地老百姓的好处，以赢得当地民众的信任。

三是解决好对谁讲的问题。

在讲好丝路故事的过程中，还要十分注意解决好对谁讲的问题，不同的受众往往对不同的话题感兴趣，而且可能在沟通方式方法上有特殊的要求。过去，我们在与其他国家沟通的时候，更多还是偏重于和沿线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名流打交道，对于沿线国家的内政不予干涉，不卷入相关国家的内部政争。显然，此种做法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卷入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在重大政治和战略问题上选边站，其实并不利于长期国家利益的实现。不过强调不干涉内政，并不意味着不接触沿线国家的内政，特别是要广泛接触沿线国家的内部各政党、各派别和各族群。“一带一路”是涉及到沿线国家所有老百姓的公共产品，无论哪一党那一派都会受到影响，如果仅仅与某一当权派对话，很可能就已经陷入了选边站队。在“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政治权力分散在部落首领、宗教领袖、氏族酋长，甚至是地方军阀和头人手中，与执政的政治力量对话无助于解决其他派别的要求，甚至同执政团体关系越紧密，越可能陷入当地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

因此，讲好丝路故事，要改变仅仅与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对话的偏向，要重心下沉，多与普通民众讲，特别是运用新传播手段，推动实现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推动从间接传播向直接传播与间接传播并重，核心是找到想要影响的对象。要直接找到沿线国家的不同政治团体、教派领袖、氏族酋长、地方军阀甚至极端团体，与他们进行深入坦诚的交流，甚至不排除与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一些极端组织之间展开交流，广泛了解他们的要求和呼声，寻求对话和解之道，为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二个转变是推动从精英传播向精英传播与大众传播并重，核心是重视提升传播的社会效果。要改变停留在精英群体的现状，在加强同沿线国家精英群体的对话同时，也要重视大众传播和草根传播，深入到村寨、社区、寺庙、定居点开展面对面沟通，讲清楚“一带一路”的意图和想法，也收集他们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和要求，共同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方案。第三个转变是从单向传播向双向沟通转变。要改变仅仅介绍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片面做法，改变仅仅强调输出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偏向，要认真倾听沿线国家民众的呼声，从他们最关心的问题着手，结合中国的倡议，通过相向而行的努力，不断缩小中国与沿线国家民众在“一带一路”认知上的鸿沟，真正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精神落到实处。